【百道编按】第二十七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于2017年5月31日至6月3日在河北廊坊举办。30日下午14:30-17:00，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中南传媒董事长龚曙光举行媒体见面会，20多家媒体出席见面会。中南出版传媒集团总编辑刘清华主持见面会。在这场媒体见面会中， 龚曙光谈到以出版为志业，在出版行业做企事业事关“定力”的关键语，充满着自信、信心与敬畏，发人深省，我们在文中用黑体标示，以飨同人。
出版人杂志：我们观察到每届书博会，中南传媒都会带来大部头的文化工程。在今年的产品手册当中，除了钟叔河先生的《走向世界》丛书之外，里面还有像《中国古代历史图谱》等，都是花了很长的时间(打磨出来的重大产品)。请问这份定力来自何处?另外，湖南出版在历史上留下了鲜明的印记，与定力有什么关系?这种定力在今天会给中南传媒带来怎样的气质?
龚曙光：谢谢《出版人》，《出版人》既是我们的杂志，也是业界的杂志，对中国书业的理解有他们自己独特的角度和标准。
大家翻翻这些年中国出版的主要图书目录，也看一看中国图书出版板块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就会发现，假如我们以上市公司为例的话，中国上市公司财务报表的走势很清晰地表明主营业务增长乏力。对一个出版企业来讲，主营业务当然是图书出版增长量，以及由此所产生的利润。虽然各个上市公司从财务报表上来看，销售和利润的总值都是上升的，但是如果把财务报表分开来看，整个出版产业占主营业务的增长上，特别是主营业务利润的贡献上是增长乏力的。
这样一个趋势让我们在想，中国的出版业，特别是代表着中国出版业最有活力的这一部分，他们未来的发展方向究竟是坚守主业，还是多业并举?未来的出版业究竟是以出版为主体，形成跨界经营的格局，还是以其他产业为主体，出版成为文化产业的一个附庸?或者是一个越来越小的单元?
刚才记者说到，我们这一届书市所带来的图书有看头，我想大概是指我们这一届书展所带来的图书中，作为文化集成的图书相对比较集中。像刚刚完成的100卷、历经37年编辑历程的《走向世界》丛书，像《中国历史图谱》、《世界佛教美术图说大典》，《第一推动》等等这些图书，确实是不约而同地在同一个时点上，它们到了作为出版物的一个纪念节点，有的是历经几十年完成这套书的编辑，有的是丛书经历了几十年的历程还在继续出版，有的正好是在它出版某一个纪念节点推出它的纪念版。这些书每一套都要经历几十年，比如说《走向世界》丛书，由钟叔河先生牵头，经历了37年的编辑历程；《中国历史图谱》最早的选辑提出人还是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理周恩来先生。大家由此可以想见，湖南出版发展到今天，中南传媒成长到今天，我们是如何深深植根在出版这样一块土地上，一代人一代人辛勤劳作，一代人一代人专业接力，才能走到今天。
在去年，我们获得了全球出版企业排名第六的排位。也有一些外媒问，中南传媒作为中国的出版企业，不在北京，不在上海，而在湖南，我们靠什么做到了这样的排位?我的回答是“出版定力”。刚才记者也关注到我用这四个字来说中南传媒这些年在主营业务上的坚守。
其实一定要问“中南为什么可以坚守”，用最朴素的话来说，这是由它所处行业的本质所规定的。出版就是一个要靠一代人一代人积淀才能做起来的行业，不是一个可以一夜暴富，一个靠马吃夜草就可以一夜长肥的行业。做了这个行业，就要守住这个行业的本真。这个行业的本真就是熬年头，就是自己板凳一坐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冷，乃至五十年冷的这样一种定力，它才可能做出像《中国历史图谱》，像《走向世界》丛书这样的大书。书好不好不归我说，这是由在座的各位和各位读者读了之后说的，但我可以说的是，靠板凳一坐几十年冷，我们才可以作出这些大书，这些书动辄几千万字，动辄上万张图片，还要搜集到全世界各个图书馆、各个考古发掘地所获得的最新历史考据的图片，才可以最终成为几十册巨著的图书。我们选择了这个行当，我们对这个行当充满了信心，有些行业是要靠快来发财的，但是出版不是这样的行当，出版要靠把历朝历代的文化、文明进行积淀，然后博采众长，它是需要时间的，所以从最本质的意义上来讲，我们守的是一个行当的本分。
第二，要有这样一种坚守，也是一种行业图腾。当然，图书是不是一定要熬呢?有没有不熬的呢?有。我曾经看到过某一个主题出来，有一些机构可以靠一两个晚上就编一本书，甚至大家也能看到现在文坛上，据说也有某一些重要的作家，很著名的作家，可以靠十几天就写一本历史书的，我姑且不论这些书是不是实现了编辑自己的梦想，是不是实现了作家自己所认同的出版价值，但是我们不会。
我在很多场合都说，世间三百六十行，既是行行出状元，也是行行有敬畏。哪一个行当没敬畏，就一定会出现衰落，乃至于从三百六十行里面出局。出版在三百六十行里面虽然不算一个大行当，但也不算一个小行当，对出版行当如果没有敬畏，那么出版业就一定会式微。所以我们今天对于行业的敬畏，也是对于这个行业的一种坚持。
我在这个行当里面经历了20年，从一个完全的出版外行，变为今天对出版充满了小心和敬意的出版人，这个过程是很艰难的。但我很遗憾地看到，现在很多进入这个行业的人，不是对这个行当的人充满了小心，不是对这个行当充满了敬意，大家进来的时候，如入一片处女地，肆意地奔跑，乃至于肆意地践踏，我觉得这应该是出版界当下的隐忧，也是出版业界当下的一种病症。如果所有的出版人都不敬重出版这个行业，如果所有的出版人都不爱这个行当，那么这个行当也就失去存在的意义。所以当很多人关注到出版是不是会被在线阅读打败的时候，我从来都说，出版现在的敌人不是在线阅读，因为只要他在阅读，就实现了图书的价值，至于是在纸上读，还是在屏上读，那又有多大的区别呢?出版的目的在于阅读，假如他不是在纸上读了，他在屏上读得更好，那么我们为什么不支持他们在屏上去读呢?出版的敌人是在线娱乐，不是在线阅读。
那么如果我们就出版行业来说，出版目前最大的挑战不是互联网，而是出版人自身对于出版的信心和敬畏。假如我们没有信心了，当然这个行业也会垮掉，假如我们没有敬畏了，这个行业更要垮掉，所以这是我对刚才这位记者的回答，不一定全面回答了你所想要的那些关于中南传媒是不是很独特地坚守的问题。我觉得中南传媒的坚守不是独特的，我认为对出版行业的坚守都是一样的，只是因为中南传媒比别人更坚守。在这个问题上，至少在目前，我们仅仅从上市公司的财务上来看，中南的坚守最大，因为中南的主营业务占了整个收益的90%以上，因为中南传媒除了出版业务，就是财务公司，没有其他的行业，所以假如中南在增长，一定是主营业务在增长。假如中南在下降，一定是核心业务在下降，其他的业务支撑不起中南，它的市值也支持不起它的营收和利润。
百道网：中南传媒旗下出版机构相继推出的这一大批有重大文化价值的重点出版项目，确实引起了大家很大的关注。我的问题是，作为一家上市公司，请问龚董，您如何来权衡它的社会价值、出版人的坚守及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
龚曙光：大家可能认为中南这么一段时间相对来讲出的大部头比较多，是不是有好的经济政策和管理模式?我告诉大家，相比于其他集团，我们在这个方面的最少。每一个出版人在他作为一个出版人的这一生，总想出几本对得起自己职业生涯的书，这是我们每一个老总的想法，是每一个社长的想法，也是每一个编辑的想法。我觉得这恰好是我们出大书，是我们出好书的基础。假如要完全靠集团出多少钱，社里补多少钱，国家支持多少钱，才出这样的书，这样的经济机制我把它叫做沙气，大家知道海水一过就变成了沙滩。完全靠经济体制所出的集成类图书需要不需要?我认为，需要，但这是辅助手段，最重要的因素还是各位老总、各位社长、各位编辑自身有为文化传承创造好书，寻找好选题的职业动能。如果没有了这种职业动能，任何激励机制都是没有用的。你要想，钟叔河先生现在80多岁了，他用了半辈子，用了37年，从这个选题开始到书出版37年，那么他在提出这个选题之前还要做准备，实际上他用了半辈子的时间来做这个事情，假如不是他自己想做，大家想想，什么样的激励机制可以让一个知识分子去把半辈子奉献给它呢?像我们的《历代辞赋总汇》(26卷)，也做了20年，也是一个编辑生涯的一大半，这些编辑拿出整个职业生涯的一大半来做这个书，假如不是他愿意的，不是他爱好的，不是他可以排除万难而追求的，你奖10万块钱，20万块钱就能做，我问大家会做吗?恐怕都不会做。所以我们的定力，源自于我们对这个行当的敬畏。你说我们有没有经验?也有经验，也有支持的政策，也会从国家争取到一些支持，这些支持可以使这些图书少一些经济负担，但丝毫不能解决在完成这些选题中，我们要面对的组稿的困难，点校的困难，以及要突出它社会价值的困难。所以我认为业界最要关注的，还真不是这些所谓的激励机制，而更要关注的是，不管在哪一个时代，它都应该有一批为它自己所奉献的职业来献身的这样一些出版人。我所幸运的是，在中南我们还有这么一批出版人，尽管经历了几代编辑生涯的更迭，有的人已经退休了，甚至有的人已经作古了，但是我们接下来的一批年轻的编辑、中年的编辑，他们又能够接过前辈们板凳一坐十年冷的书稿，又继续他们的职业生涯。我觉得这一点才是最重要的。
百道网：您在接受中国证券报采访的时候提到“三驾马车”的问题，中南传媒的传统出版、互联网平台、金融投资，这“三驾马车”与您所强调的“内容为王”是什么样的关系?
龚曙光：我所指的“三驾马车”是中南传媒有了一定规模，积累一定资源，也积累了一定资本之后所选择的公司发展战略，这是每一个公司根据自身的资源、资本结构和可以选择的路径，所作的战略性选择，它可能只适合中南，不适合其他任何一个公司。对于中南可能是重要的，对于其他公司可能是不重要的，甚至可能是一个错误，所以它不具备行业发展的共性。假如说它一定有共性，就在于如何处理一个文化产业在积累了一定的资本和资源之后，如何处理好资本和资源的关系。
假如没有互联网，这个关系很好处理。但因为有了互联网，这个关系变得更复杂了。第一是互联网作为一个革命性的技术，它对于传统行业的发展产生了挑战，假如没有这个挑战，资本和资源完全可以在一个方向上推进传播出版，持续往前走。但因为有了互联网，我们的传统出版是不是还可以在既定的轨道上继续前行?这变成了所有的出版人都要追问自己的话题，也是所有出版产业的经营者都必须直面的一个选择。在这样的一个选择中，第一，我们认为传统出版，哪怕是纸质出版，它的历程还会有一个延续期，在这个延续期中，它既可以通过传统出版的模式继续产生较好的行业利润，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在整个出版业高度发达之后，整个文化资源高度集成之后，为这个企业进入互联网时代进行最后的资源积累，而这个资源积累可能更具有集成意义，可能更具有大规模文化资源的整合意义。那么在怎样的一个基础之上，来整合这些文化资源，使它不仅仅在传统出版意义上发挥资源的作用，而且在未来互联网的发展意义上，能够成为最优质的，最能够被互联网化的这些资源?这成为了我们今后20年，或者更长一段时间出版人最重要的使命。所以一方面，我提出振兴传统出版，是因为传统出版现在还是盈利的，从现在出版业的规模和利润的累计情况来看，它毫无疑问是利润状况还比较好的时代；第二，这些资源都将可以被自己，或者被其他的互联网平台划为互联网所需要的资源。
第三是金融的问题，我们所以做金融，首先是因为我们有钱，没有钱是不能做金融的，大家看看我们的财务报表，也知道我们有钱。其次是因为我们有金融服务的需要，因为即使是现在我们所做的传统出版业务，也已经不像过去一样是一斗米的生意，可能一本大书前后的投资就是两三千万，还不要说假如我们要投入一个新的图书板块需要多少钱。在这个意义上来讲，金融成为了出版业，甚至是传统出版业的刚需。另外，当今的世界不缺少金融，但我还是认为它缺少有对出版业深刻理解，有对文化产业深刻理解，而且模式上都达到要求的，全方面服务到位的金融，所以我们做金融，我们有财务公司，也有自己的基金公司，这一切都还是为了我们把出版文化做得更好，我们并不希望今后我们能办一家银行，办得像花旗那样，我们也不希望我们的基金公司能够做成黑石这样的，但我希望它像最早期的索尼金融机构一样，能够完全服务于自己行业的发展，也许未来我们不好说，但当下的金融还是服务于我们自身的发展，以纸质媒体和互联网媒体为介质的，比较完整的文化产业。
百道网：作为2016全球出版50强排名第六的企业，中南传媒在自己的战略规划中，海外市场处于什么样的战略地位?在进一步拓展海外市场和扩大国际影响力方面，将如何发力?谢谢。
龚曙光：海外对我们来讲，是一个企业发展到目前的状态必须要进入，必须要了解、熟悉和争夺的一个市场，虽然走向世界、走出去，这是中国出版业的一个政治使命，我们也一直在很好地完成这样一个使命，所以每一年走出去的任务，我们应该是完成得不错的。但是对中南而言，国际市场不仅仅是个政治使命，还是一个企业发展必须要进入的一片市场，必须要了解的一个行业，一个行当。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南已经完全从“完成任务”式的走出去，变成了自主的走出去。所以我们在走出去的布局上，相对来讲是比较积极主动的。
一方面，我们更多加强了版权的合作，特别是版权如何走出去，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每年输出的图书版权品种增长倒不是特别重要，因为对于一个偌大的国际市场，多一百种或者少一百种，数字的意义不大，我觉得我们要关注的是这些图书的版权卖给了谁，是卖给了不发达国家、欠发达国家，还是发达国家?是卖给了很边缘的出版机构，还是卖给了相对主流的出版机构?它卖出去之后，实际的销量是在主流人群中销售，还是在边缘人群中销售?这是要注意的。这几年我们图书版权由过去的东南亚逐渐转移到欧美；由过去相对比较边缘的出版机构，逐渐过度到比较主流、知名的出版机构；这些品种由过去的少数读者关注，到现在应该说是主流人群的需求。
比方说过去我们版权输出比较多的是关于中国古代独特的生活形态，比方说带有中国元素的东西，这些东西在西方主流人群中应该说关注度是不高的。现在我们更多输出的是原创，原创的小说，原创的绘本，特别是原创的少儿文学产品越来越多，这个大家要关注到，少儿类的东西是给主流人群的，因为少儿是读者中的主流人群，而少年儿童的读物是在培养着社会的主流人群，所以这个意义是巨大的。我注意到很多人谈走出去的时候，更关注于数字，而不大关注于产品所面对人群的变化，所以我认为这三者更有意义，这也是中南这几年走出去所发生的实质性变化。大家注意到我们少儿引进产品变少了，但是我们少儿走出去的产品变多了。
第二个方面，我们在努力寻求跟国际大集团之间的新型战略合作，我们跟法兰克福书展集团合作，参股IPR这样一个全球在线版权交易系统。还跟一大批主流出版集团形成了战略合作，比方说培生等等。这些合作更多指向新型业务，我们跟培生的合作也更多集中在在线教育方面。所以这一块是我们希望通过跟大的国际化产业集团合作，在未来新型业务上构建我们在全球市场的一定话语权。
第三方面，我们遵循着国家的外交战略，在“一带一路”这样一个广阔的世界文化版图上，积极推进一些项目，我们专门成立了一个推进国际的合作，叫中南安拓，它的使命就是在“一带一路”上推动援外国家银行贷款，以及多种国际业务，来实现在“一带一路”上的项目拓展。最近各个媒体也在报道我们在南苏丹的教育项目，我们为南苏丹整体设计了它的教材体系，而且为他们编辑了教材，培训了教师，这样一个业务目前也得到了我们国家和“一带一路”多个国家的关注，也希望以这个模式去构建他们的教育体系，这样我们不仅仅是通过版权的这样一种单一的方式来实现国际业务的拓展，更重要的是既通过金融的，通过整体解决方案的多种模式，来实现我们跟“一带一路”多种国家的文化、教育、出版等多个项目的合作，从而搭建起政府跟政府、企业跟政府之间的主流文化输出管道，比如中国和南苏丹、中南传媒跟南苏丹教育部的主流文化输出管道，这样的管道比我们现在从民间，从边缘去建立文化输出的通道就更加顺畅，更加有效。我们的文化走出去，现在重要的问题一个是要有力，同时我们的结果要有效。我们现在与南苏丹的方式应该说是更有效的，因为他们的教科书由我们负责编辑、印刷，印好了发到南苏丹。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尊重了人类知识体系的完整性，尊重了近代体系的科学性，尊重了南苏丹文化的特性，也尊重了中华文化作为人类最重要的文化遗产和科学体系应该向全世界传播的必要性。这四个性把握好了，我们就比较好地实现了，这既是一个文化传播的项目，也是一个具有经济意义的拓展项目。
我们现在把传统的版权贸易和互联网产品交易相结合，我们K12数字化交易解决方案，现在已经传播到了12个国家，已经卖到了12个国家，就是我们一方面卖传统的版权资源，同时，我们也卖最新的互联网产品。我们既关注“一带一路”的发达、不发达和欠发达国家，同时也关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包括我们天闻数媒K12也卖到了像荷兰这样的发达国家。我们把版权的贸易和资本的投资相结合，一方面我卖版权，另一方面我向海外做资本投资，把当下的交易和未来的业务结合起来。
我们通过三个结合，来实现我们对于国际市场一是进入，二是了解，三是熟悉，四是占有一席之地的历程，这恐怕也是中国相对来讲体量更大一些，发展更充分的出版集团已经面对的共同话题，那就是当你在中国成为一个大企业的时候，你敢不敢于走向国际市场，成为一个实实在在、名副其实的国际大集团?中南传媒排在全球的第六位，必须走这条路，如果不走这条路，而且最终不走通这条路，它的道路是很艰难的，在业界也不大令人信服。我曾经说过，法国的阿歇特现在排名排到我们后面，但想一想，以阿歇特在全球的影响来讲，他肯定比我们强，他的出版能力肯定比我们强，所以假如我们在这样一种排位中还想往前走，国际业务的拓展是我们不可以回避的，这也是别无选择的选择。
湖南卫视：最近中宣部发布了全国文化企业30强的榜单，中南传媒已经是连续九年上榜了，这个榜单上不光是关注企业的社会效应，也关注企业的经济效益，中南传媒如何保持产业的规模和质量的?谢谢。
龚曙光：我们大概从开始评30强的那年开始，企业就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期，我们年增长在20%左右，一直坚持了这么多年，可能去年我们的增长率略微低点儿，没有达到20%，但是绝对增长量却不小，不管是它的利润还是销售规模，还不小。这样一个发展的现象，确实是资本界比较关注的，也是文化产业界比较关注的。如果说到我们怎么样在保持社会效益的前提下，来增长好经济效益，这个话题其实是说不出新意来的，对我们来讲，也没有想去追求什么新意，这个问题很简单，就是你做文化产业，社会效益它不是和经济效益竞争的条件，就像卖药的人不卖假药，你不能说，不卖假药和你的经济效益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比方说，开医院的人说你不治死人和经济效益之间有什么关系，一个人你尽可能把他救活，你不能通过治死人来追求你的经济效益，你还要通过尽可能的价廉物美，取得最好的疗效，来制造你的经济效益。这个道理很简单，社会效益是这个行当必须要遵守的规则，我们中南传媒坚决不做沉瘾性游戏，赚再多的钱也不做，这不是中南传媒做不做的选择，是你不能选择，你应该每天教孩子读书，倡导人类文明的企业，突然推出一款成瘾性游戏，我很佩服这些企业家，他们是怎么宣传的?一方面宣传他的书，孩子你要多读书，另一方面像变脸一样地说孩子你来玩游戏吧，这个游戏真好玩，中南传媒不会干这个活，中南传媒永远只有一张脸，那就是倡导这个民族多读书，那就是引导孩子读好书。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南传媒没有什么东西是一定要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对立起来之后，处理好这个关系之后才能发展的。我认为世界上的任何行当都是有禁区的，卖粮食的肯定抵不过贩毒的，那你为什么不去贩毒呢?怕死。贩毒要拿性命来做赌注；医院，为什么你不卖假药呢?那是因为你还有良心。卖米的，你不能卖发霉的米。卖米的一定不卖发霉的米，卖奶的一定不卖有毒的奶，卖书的一定不卖有害的书，那是诲淫诲盗诲黑的。我是这么理解的，所以中南传媒也从来没有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当做是负担，去安排自己的经济发展，我们从来都是在把对社会，对中国，对孩子最好的书作为我们的首要选题目标，作为我们首要的业务安排，然后我们才去考量这些书能赚多少钱，即使我们出的书中有很多是不赚钱的，还有很多是要亏钱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这样一种计算是就某一个时间单元的计算，大量今天看起来亏钱的书，如果对品牌的意义来讲，它是挣钱的。假如中南出版把我们所出的《齐白石全集》、《吴冠中全集》的书全部去掉，它还是中南传媒吗?中南传媒的书还卖得动吗?同时，像《齐白石全集》，某一年是亏损的，但是现在已经出版三版了，包括像《黄永玉全集》这样的书出版成本很高，一套书差不多两万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算起来，它也是挣钱的，出版这个行业的独特性，就在于任何一个优秀出版物的经济效益都不完全是当期实现的，比如《走向世界》丛书，我们最早是30年前出版的，当期已经挣钱了，但是到了30年后，它还要挣钱。我们出版唐浩明的《曾国藩》，现在还在挣钱，我们20年前出版的《第一推动力》今天还是挣钱的。因此要认识到，出版这个行业挣钱的本质是靠资源逐渐积累而长效益地挣钱，这样就能理解中南传媒为什么发展到今天，还能保持高于行业平均利润接近一倍，大家去看我们的财务报表，我们的行业利润，当期利润率基本高于行业平均利润率一倍，这个状态怎么来的呢?我们非常理解出版行业是靠资源积累，挣长期的钱，而不是挣短期的钱，是靠这样一个规律。所以如果说有挣钱的秘密，这个就是我们挣钱的秘密。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前段时间《法医秦明》的收视率非常高，是中南传媒投资的，请问您在投资影视IP方面有什么发展?
龚曙光：我说过，出版人的核心使命是做出版，不是做影视，这是我从来强调的；第二，出版业的振兴要靠出版本身，而不是靠所谓IP经济。大家现在谈得最多的，尤其资本界一谈到出版就说出版业未来的增加在IP经济，我从来都说，错，未来的增长在出版自己培育新的IP，做好出版本身，而IP经济对于出版业来讲，只是一个边缘、边际效益。也就是说，我出了一本好小说，像《法医秦明》，对我来说，我要挣钱，主要是靠图书来挣钱，当然你说这个图书也可以在游戏上挣钱，那也可以，也可以在电视剧上挣钱，还有谁要拍电影，我当然也挣钱，但是对我来讲，要把这个钱百分之百挣回来的是我的核心业务——出版。所以中南传媒的立足点就是通过出版，做好自己的IP资源培养，把IP资源在出版领域的效益做到百分之百，然后也努力做好这些IP的边际效益，因为这些效益我们是要跟人合作的，比方《法医秦明》，我们是跟搜狐合作的，也给我们积累了一些经验，作为一个出版方，作为一个IP拥有者，如何跟网站，跟制作公司去合作，形成多赢的格局，这当然是一个成功的范例，当然你说一个范例能有多少成功的经验呢?这个不好说，更不好说它能够放之四海而皆准，当然，这个公司成立就是做这个的，把现在博集天卷所拥有的资源都做IP的转化，跟网站，跟游戏，乃至跟电影都做这样一种转换，他们的业务应该说在今年是会有发展的，它可能会成为传统出版业向跨界经营转换的，值得期待的公司，它之所以值得期待，首先是因为它拥有很多的IP，博集天卷这么多年，跟畅销书作家出了很多好书，绝大多数畅销书作家是他们培育的。
所以他们拿着这些IP跟作家合作，作家也很信任他们，使他们拥有了多个自由的，可以掌控的IP资源。这个公司相对来讲员工比较年轻，也比较专业化，和传统的出版人相比，他们对于影视，对游戏有更多的了解，可能回避掉一个传统出版企业，一批传统出版人在跨界经营中碰到的壁垒。对于中南来讲，我们不仅仅是博集天卷，包括其他的公司，都拥有一定的自由IP版权，这些IP绝大多数还有开发价值，中南在做好出版的前提下，也在力推这些IP实现它的边际效益，我们力图通过坚守出版，创造最远处的IP资源，通过扩大它的IP效益，实现我们对主业的稳定，中南的业务会跨界到影视，会跨界到动漫，也可能会跨界到抑制性游戏，但不会做成瘾游戏，这样形成以出版的IP资源为核心，连带跨界经营各个文化产业的业态。
中国出版杂志社：龚董您好，我想接着您刚才说的博集天卷提两个问题，第一个，中南传媒旗下除了博集天卷，还有一系列近年来在畅销书上有建树的出版企业，您在接下来对于畅销书的出版有什么样的构思和布局?第二个问题，这些年关于媒体融合提得比较多，尤其是从去年开始，有一些比较新的科技手段，像VR，像机器学习，包括人工智能等等，您对此有什么样的想法?有什么样的布局?
龚曙光：确实，我们新近成立和收购的公司在畅销书的贡献上表现了很好的状态，博集也好，浦睿也好，天使文化也好，都有很好的状态。为什么我们比较多的畅销书是在这些新的公司，而不是在传统出版社，或者说传统出版社更少一些呢?这也表明了不同的经营体制对于畅销书还是有影响的，像浦睿也好，博集也好，天使文化也好，第一是我们控股，跟民营合作的，在机制上、体制上，它是有区别的；第二，员工的职业状态，或者说传统出版社的职业状态也是有区别的，尽管我们现在出版社也是聘用制，这些公司也是聘用制，那么此聘用制和彼聘用制的差别还是存在的；第三，畅销书是出版业里面特殊的行当，畅销书和长销书的选题，乃至于营销，其手段是不一样的，所动用的资源也是不一样的，畅销书在一个企业的价值也是不一样的。对于中南来讲，我们虽然非常重视畅销书，但是畅销书对中南来讲，它只是中南的一个重要板块，而不是中南追求的终极目标。因为中南传媒大量的编辑还在做着那些与畅销书差异性很大的图书，比方说《中国历史图谱》，这样的书你让它畅销恐怕是很难的，比如《延安文艺大戏》要畅销恐怕也是很难的。但是假如说中南不去做，谁去做?我不是套用“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句话，但是作为中国最大的出版机构，你好意思把这样的使命，去推给比你体量更小的民营企业吗?好意思把它推给一个经济上很困难的出版社吗?我认为像《延安文艺大戏》这样的书假如我们不出，可能就没人出。假如没人出，那么中国的现代文艺就只有茅盾先生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戏》，就永远只有三四十年代国统区的这一块，就永远没有解放区，或者当年的根据地所创造的文艺。正因为有了我们所编辑的《延安文艺大戏》，才能和茅盾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大戏》一起拼成中国现代文学的板块，茅盾先生只编了《新文学大戏》，没有编《新文艺大戏》。所以如果要把五四以来新文学运动、新文化运动，到1949年解放这一块都编完，茅盾先生编1/3，我们现在完成了解放区的1/3，还有国统区的1/3没有编，假如我们编完，我们就为从新文化运动到1949年这差不多50年间中华民族的创造，划上一个完整的句号。我们之前没做这个事，好像也没谁做，我们做了这个事，大家觉得这确实是个事。但是中国新文艺运动没有做，我今天提出来，恐怕也得做，这是中南所要承担的使命，是新中国之后出版的那些重要的使命，我们能担当的要担当，这些书它可能是长销书，也可能不是长销书，就是一个文化集成的书，但我认为这样的书比我们一本、两本畅销书要重要得多。
我们大体也有分工，新体制的出版机构更多地去追求畅销，老体制的企业更多地做文化集成，和基于教育的更多的图书，因为他们有经验，有资源。文化集成、教育出版、畅销图书，几大板块是齐头并进的。在我们这里，最重要的是文化集成，然后是教育出版，然后是大众类畅销书出版，这是我们基本的排列方式。畅销书不挣钱，挣钱的畅销书是很偶然的，如果说你突然碰到了一个作家，这个作家原来以很低的版税签下来了，突然这个作家一上市就爆发了，这样的作家就是天上掉馅饼，地上刨出来钻石了。我们可以赚吆喝，赚品牌的影响力，所以我们也有畅销书的激励机制，但是对于我们来讲，这是出版政策中很小的一块。我们也有一大批编辑做畅销书，他们也很有经验，这也是我们的宝贵资源，他们也为中南传媒这个牌子不断地擦亮，中南传媒有今天，与博集天卷的畅销书，与浦睿的畅销书，以及传统的畅销书是有直接关系的，所以畅销书对于我们来讲，它实现的经济效益更遥远一些，实现的品牌价值更直接一些，我们的经济效益还来自于长销书，不来自于畅销书。
中国新闻出版传媒报：今年书博会有一个主线叫“办好书博会 迎接十九大”。有一个问题，在中南2017年的新书目录里面有《中国力量》《榜样》等作品，在您看来，他们占有什么样的位置?它的价值和意义体现在什么方面?谢谢。
龚曙光：主题图书是图书的品种，也是出版人的一个机遇。说它是一个品种，其实图书出版除了大众类的图书要跟作家直接相关，作家一本书的完成，你很难根据某一个时点，去应景国内的重大主题之外，图书出版其实是有主题的。我们的主题图书主要是指针对人类、国家、民族，有一个重大的意义来出版的图书，这样的书，我们叫做主题图书。既然某一个时点对于一个民族，对于一个国家，乃至于人类那么重要，那么这份意义就决定了这些图书的出版是有价值的，所以主题图书不能说这个主题有没有价值，只能说你做的图书是不是把握到、挖掘到、领悟到，而且完整地表达了这些时点或主题的意义，社会上对主题图书也有很多诟病，原因很简单，是因为你这个书出得没有意义，不是说这个主题没有意义。比如我们纪念长征，你能说长征没有多少意义吗?主席当年就说过，长征是人类历史上一次伟大的政治迁徙，我们曾经为了一些很小的族群迁徙有史诗，难道不值得为长征这样一次人类重大的迁徙，去创造一本史诗?十九大毫无疑问对于中华民族将是非常重要的，它标志着中国的历史又要进入五年，乃至于一个更长历史时段的新的政治纪元，怎么能说这个主题不重要呢?它一定是重要的，关键问题是我们出的书是不是充分把握好了，也表达好了这些主题?而且你的表达是不是这些普通读者都接受，都喜爱?有的他可以接受，但是他不喜爱，所以这应该是对出版人的机遇，也是一个挑战，机遇是你做好了，政府的推动会让你有更好的传播渠道和更大的传播效能，挑战的是大家都来做，又是一个共同的主题，相当于是一个武林大会，如果说出版业有武林大会的话，我认为主题出版就是武林大会，这相当于华山论剑，相当于武当山论道，所以我倒是觉得我们很积极正面地去理解主题出版，而且拿出来我们的看家本领，来与我们比比剑、论论道，这是一个好事。一个编辑是不是比别人主题把握得更精准，编辑语言是不是更通俗，这不是一个对编辑的很大考验吗?我也经常碰到很多编辑跟我讲，说我就没有找到一个好的，能够让我施展一下的。十九大你来施展一下，你不能说这个主题不好，机遇不好。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光一个十九大的主题，做出来让中宣部也买账，老百姓也买账。所以作为党的出版机构，这是我们当仁不让的使命；从出版的专业来讲，也是出版业务的大舞台，所以我们希望更好的编辑都来这个舞台上秀一秀，比一比，来让我们的主题出版更加熠熠生辉。
廊坊日报：书博会已经27届了，中南传媒作为第一方阵的强势集团，相继推出了一大批重点图书，请问龚董，今年的书博会上中南传媒为全国的读者带来了哪些特色图书?谢谢。
龚曙光：书博会每年办，出版每年做，这里面也有大年小年，也有丰年欠年，不是每一年的书展贡献的图书都一样的重要，都一样地丰富，我们也有欠年，但今年是个丰年，应该说，廊坊是个小城市，在书博会举办的城市里面，目前应该说是最小的。去年到包头，大家觉得书博会有点儿“一年不如一年”的味道，今年又来了一个更小的城市。但是我认为书博会在哪里主办都是恰当的，因为哪里的人们都需要读书。你不能说北京就需要办，廊坊就不需要办，我认为图书和空气，和水，和粮食，对人类的意义来讲都是一样的，你不能说纽约就可以卖粮食，廊坊就不可以卖粮食，只要有人类的地方都需要书，所以我觉得书博会在哪里举办都是恰当的，没有不恰当。今年恰好是我们的丰年，可能很多编辑都觉得这个年份在廊坊办是不是亏了，我认为不亏，第一是我们大量集成类的图书在这样的时点集中出现，这是没有的，我们都是集几十年的历史所集成的图书，一次在一个书博会上展示，这是很少有的；第二个，今年是十九大召开，所以主题类的图书相对集中，主题类的出版物其实每年都有，但是十九大应该是最重要的政治节点，所以我们所出版的主题图书，相对来说分量和质量也会更高一些；第三个是原创类的图书，大家已经关注到我们书目上有一大批原创类的图书，像《袁隆平的世界》，《风口浪尖》，《百年不孤》，包括汤素兰的《阿莲》，都是作为战略在推进，作为行业的本分来担当的一个图书门类。我们一直认为像中南这样的出版机构如果都不做原创，那么中国的原创就会下降，中国图书原创的含金量就会降低。但实际上，原创的成本是很高的，我告诉大家，原创可能的成功率是3%，100本原创著作里面，有3本书能够卖到10万本以上，当然其中可能会有一本、两本书会卖到50万、100万，乃至200万，你想想五六十年代我们出了多少本小说?最后也就出了三红一创，再加一本《青春之歌》，20年的时间，实际上就出了五本书，然后文化革命出了两本书，《金光大道》、《艳阳天》，再有就是八个样板戏。所以畅销书和原创之间，原创要成为畅销，其实是很艰难的过程。我们今年推出的原创里面，有一些是具备畅销潜质的，当然畅销不畅销，市场说了算。
再一类是少儿类的书。近几年由于国家政策和创作界出版界的努力，少儿类的原创应该说进入了一个新世纪，这是我们多少年没有的景象，我们少儿出版也同样推出了一批不同年龄和品种的图书，这些图书既符合了国家对于少年儿童读物更加本土化的要求，更体现了我们在这方面的原创能力，中国原创的少儿作家当然还是更能够理解中华文化，更能够理解国人的审美范式，更能够让我们的孩子们从最早的审美教育和道德教育开始，成为一个更加纯粹的中国人，其实这种教育的影响可能比长成之后10本书、20本书，乃至100本书的影响更大，所以我更理解当局对于少儿图书强调原创，强调审美的意义，我自己也写一些东西，我特别悟到，我们的审美是我们的风物造成的，比如我小时候在乡下长成的，我对田野的审美能力，远远大于我对高楼的审美能力，我对朝霞的审美能力，远远大于我对互联网上穿越剧的审美能力，所以最早的审美启蒙，决定了一个人一辈子的审美习惯和审美方式。所以我们更多地关注中国孩子最初始的审美能力培养，和最初始的审美要素的积淀。
红网：在前不久颁发的湖南创新奖中，中南传媒出版的《大清相国》和《快乐老人报》全媒体平台双双获奖，《大清相国》热销200万册，快乐老人报230万册，都是行业内的奇迹，请问中南传媒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发展传统产业时如何通过创新激发活力的?
龚曙光：一本好书不胫而走，不是我们创造的，没有我们的时候，也有洛阳纸贵在前面，所以《大清相国》的畅销，第一是作者的书写得好，选题切中了这个时代对于廉吏、干吏的需求，希望我们的党政干部一方面是个廉吏，很干净，同时希望他是个干吏，能做事。所以他是选择了当下老百姓对当代干部最高的期望值，来从历史上找到了一个标本，那就是陈廷敬，这个人确实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廉吏和干吏；第二，这个小说的故事也很好，首先它先有了电视剧本，电视剧还没拍，但是电视剧本写完之后，把它改成的一部小说。大家知道，电视剧是最讲求故事的，那么电视剧的故事戏剧性要求，情节更加完整，使这个小说更加好看。小说家往往写东西的时候，摆在第一的不是故事，而是文本，要秀文字，然后才是秀故事。但恰恰因为这部小说的出身不一样，先有故事再有文本，所以故事成了它的第一秀，这就让读者觉得它好看；第三，我们也要感谢歧山书记，歧山书记对这本书的推荐，也使这本书增加了它的影响力。任何一本书，一个出版者都是有功劳的，从对于选题的发现，对于作者创作过程的服务，以及进入市场之后，对于市场的推广、维护，这是一系列的。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的是，这本书所做的一些工作，和我们对其他书做的工作没有本质的区别，我们并没有为它开什么小灶，所以我说最主要的功劳还是作者，还是歧山书记。
至于老人媒体，这是我们近年来很独特的产业发现，大家知道《快乐老人报》已经过200万份了，也没有因为其他报纸媒体的萎缩而出现下滑，目前来讲，它的发行量依然在增长，今年还在增长。第二，他们也估计到了这份媒介的有效性，也做了一大批的公众号和APP，而这些已经形成了规模，他们现在大概活跃的用户已经有六七百万，他们可以直接通话的，掌控的粉丝也过了100万了，这个粉丝至少是通过互联网，或者是微信，或者是电话沟通过的，这种粉丝超过100万，这是一个报纸的粉丝群，和移动媒体的粉丝群，它已经构成了一个很大的老龄读者和老龄用户的群体，这个群体恐怕目前应该说是中国最大的，被掌控的老龄群体。所以他们也正在进一步地扩大移动媒体对于这些老龄人群的发现和掌握，估计今年年底，他们可以直接联络到，能够直接进行内容推荐和商品推荐的用户会超过200万，这将会形成一个巨大的消费群体，所以我们也正在把由过去《快乐老人报》所构成的读者群体，转化和扩大为移动端的活跃用户，以此来构架快乐老人这样一个品牌用户的新产业模式。在中国，现在养老的话题炙手可热，而养老这个产业目前又举步维艰，没有做的找不到投资模式，做了的找不到盈利模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创造了老年轻资产(大云库新模式，所以我们通过媒体圈定了老年人群，然后通过平台服务老年人群，所以所形成的出版服务、旅游服务、购物服务、健康服务、咨询服务，以及他们正在做的娱乐服务，在形成一个新的产业链条，这个新的产业链条，我觉得可能是中国最值得期待的，也有可能别人是不大能够复制的一个新的老人产业模式，所以它拿创新奖是实至名归的，它真是一个创新的产业模式，和一个创新的产品集群。
河北燕赵都市报：我有三个问题，我除了记者，本身也是作者，有将近30年的写作经历，也有一个十年论剑的作品，像前些年文革过后的一些作品，比如像《平凡的世界》、《白鹿原》，他们充满了个人的体验，而现在落实到基层作者的创作，出版业考虑到出版压力，可能对30岁左右的作者关注度并不大，他们面临的出版关注，包括他们作品的出版很艰难，而且我们意识到现在很多畅销书有一些碎片化读物，包括流水线的写作，这些是畅销的，而真正体现时代精神的，包括真正个人体现的写作却一直在坐冷板凳。读者宁愿去读一些穿越小说，甚至读心灵鸡汤的书，而对一些社会的体验却无人问津，我们原先有《白鹿原》、《平凡的世界》可以看，可是再过十几二十年，这批作家没有得到重视，慢慢会萎缩，会枯萎，这样的话，再过十几二十年，还会有这样的写作吗?
龚曙光：这是一个大话题，也不属于我的专业，比较跨界。第一，现在的作者比过去幸运，因为过去一个作家写出的东西出版不了，他就只能扔在纸篓里面，不大能够有出来的机会。当然，也有非常自信的，把手稿束之高阁，留给下一代人的也有，但是很少很少。但现在的作者只要能写字的都可以发表，我们现在只要有一个手机，有一个微信，实际上你的作品都发表了，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出版了才叫发表，一个作品，只要你认为它是一个作品，你有胆量把它拿出来给另外一个人看，这就在传播了。出版只是传播的手段，不是传播本身，你拿一个手稿不断地给人看，这就叫传播了，何况我们现在大量的微信群、微博、公众号都在为我们的传播提供最便捷的条件，我说没有哪个时代比这个时代的作家更幸运的，或者说作者更幸运的，应该说没有哪一个时代比这个时代的写作人更幸运的。
但我同时也认为，大量的写作垃圾充斥了阅读者的时间，分解了这些读者应该去读作家创作的时间，所以这样的一种分解，使真正优秀文学创作的读者群分流了。我们所谓的严肃作家不写色情，但你不能说读者不愿意去读色情；当年没有这些公众媒体的朋友，作者不写色情，你就读不到色情，除非你去读手抄本，真正的读者去里面，它也有好色的。第一，把真正的读者分流走了；第二，把有可能成为读者的兴趣给分流走了。因为色情而读文学的人走了，因为政治而读文学的人走了，因为文化，因为健康而读文学的人都走了，现在都有专业的帐号。所以互联网时代，使很多因为其他因素进来的读者都分流走了。
前几天我和《山河袈裟》的作者李修文先生谈，作者说他不在意发多少，他不认为发多少就怎么样，我认为作家应该有这样一种定力或者底气，就是说你打算不写色情，你打算不通过政治跨界，你打算不靠文化去博出位，你就想以你的文字，以你的故事，以你把故事和文字编成的这套语码传之久远的话，可能你要做的和我要做的事情是一样的，那就是坚守。不能认为当年的莫言，当年的路遥，当年的陈忠实他们就没有坚守，他们也坚守了几十年，莫言当年在军艺读书的时候我去过他的宿舍，那条件也很艰苦，路遥、陈忠实当年的写作条件有多艰苦呢?他们也是集一生的心血、经历坚守在那一亩三分地上，最后种了两个西瓜。
我刚才说过，原创是以1%的比例出现的，这还是说你的作品达到了出版的量级，那么假如我们以写作作为量级的话，至少也是10万级，或者百万级出一个，那么100万中出一个作家，1000万中出一个好作家，1亿人中出一个大作家，以这样的比例来算的话，现在严肃写作的基数太少了，我们现在专业写作的基数太少，决定了你出大家的几率太低，所以这个与出版界关系不大，像余秀华的书稿，我们编辑马上跟过去了。像李修文，他的作品一出来，我们的编辑马上跟过去了。假如哪一天出版社来了一个农民，装了一袋手稿，我们的编辑一定会涌上去，为什么?这是过去出大作家的苗头、征兆。实际上，出多少大作家，真的与目前出版界是不是在个案上追求利益没关系。但是你说与出版界整体追求经济效益有没有关系?有关系。假如一个作家到哪儿都是成了一个好作家的程度，一定是抢。假如你只是一个一般的作家，要求出书就很难，是这样的状态。
在目前的状态下，我的评价是专业的写作基数小了，大作家出来的几率就低了，所以我还是希望真正喜欢文学的人也不要太过于看重是不是畅销，当然畅销是每个人都想追求的境界。举个例子，有两个主题基本一致的书，一本是张炜的《古船》，一本是陈忠实的《白鹿原》，如果说传播的角度，《白鹿原》肯定是比《古船》多一些，但我认为他们俩不管主题有多么相象，不管人物的安排有多么雷同，但他们不是一个量级的作品，我认为《古船》依然是中国当代最好的长篇，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口味不一样，大家不必要附和我，我也不必要附和人家。整个现代文学长篇小说的高峰是《子夜》，你会发现它里面把我们的时代都写了。但是农村题材而言，张炜是最好地表达中国百年变迁的，而且故事的安排、语言的完整性和独特性都是最好的，大家一定会觉得《白鹿原》为什么可以改编，《古船》不能改编呢?我认为都可以改编，为什么《古船》没有改编?因为没法儿改编，张炜的语言太好了。它的语言里面大段的对白，哪一个电视剧可以表达呢?没有可以表达的。你可以看看，他们是不是有不可比性。我相信这个时代再拜金，真的好作品是漏不掉的，真正能够显示一个时代水平的东西漏不掉的。一个医学上判为脑残的诗人，大家一看到她的诗，就发现了这个人的才气。你说李修文十年不写东西，陆陆续续发表了这几篇散文，那也是30多家出版社来抢的，哪个出版社会怠慢这样的作家呢?只要是一个好作者，你要坚信酒香不怕巷子深，泥土是埋不了黄金的，一定会被发现的。
燕赵都市报：大家都知道您是《潇湘晨报》的创始人，现在中南传媒又把红网升为省级新媒体集团，从报纸到网络，从传统到新媒体，您如何布局和融合呢?
龚曙光：媒体融合，大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传统媒体如何把自己积累的资源倒向新技术，新技术又如何来满足可传播、可控制、可筛选的这样一些新媒体要求?它不仅仅是能够发挥传播功能，它还有引导功能，还要有一定的控制功能。红网所走的路，只是我们对于媒体融合的理解所做的选择，不一定我们就走对了，或者说就走得很好，现在说媒体融合谁做得最好，恐怕为时过早，目前红网的战略已经基本清晰，那就是以中央厨房为支撑，以省市县三级树型分站为结构，以媒体传播为媒介，以音视频内容为主打，这样的战略是基本清晰的，第一它有自己的中央厨房；第二，省市县三级都有分站，这个在全国的网站可能很少有，互联网媒体不需要这样做，但实际上它作为一个党网，还有一个重要的使命，就是要服务于当地的党委政府，现在的县级政府是没有媒体的，报纸没有了，电视基本上死了，网站没有，所以我们要使红网成为县级党政的唯一媒体，市级的重要媒体，成为湖南省委的核心媒体，这样的使命导致它建立了这样的树型的稿源编辑模式，它有专门的记者队伍，有专门的编辑队伍，这样保证了它和地方党政之间的密切关系，真正体现了党网的属性，也使红网成为了湖南唯一一家可以把一百多个县市的政府资源掌控在自己的手上，而且完全成为主流媒体、核心媒体、唯一媒体的，因为在县里面只能依靠红网，比方你的手机报是红网的，县的分站有网页，还有移动客户端，在它的时刻客户端里面也有县的网页，然后六屏共享，还有我们要遍布到全省各个县的LED户外大屏，还有楼宇的电梯屏，整个有六块屏，构成户内户外移动固端完成交互的无缝传播方式，以现在的文字为主，到未来以音视频为主，是这样的传播方式，使新闻增加它的时效性和生动性，未来的文字更多是追踪新闻的生动，而时效性主要是靠音视频，是这样一个战略，这也是我研究很多年之后为红网定下的战略。我认为红网把这样的战略实施到位，它应该在中国互联网界还会往前走。
河北新闻网：请您谈谈河北的文学，河北的作家，中南传媒集团对于河北作家有什么合作机会?另外一个，我们以前大多数是报业传媒，相对来讲报业传媒在融资、开拓新业务方面做得差一点，您认为报业传媒的问题在哪里?
龚曙光：第一个问题，因为我不干文学已经多年，过去我是职业文学人，已经20年离开文坛了，所以文坛是是非非离我已远，不太好评价河北的作家，但是河北素来多悲壮慷慨之士，也是中国传统文学创作的一大文脉，也出了多位大文学家，当代也有很多，比如孙犁老先生，居然在这样一片土地上写出了江南细腻的文风和审美取向的作品，让我，至少让少年的我受益匪浅，当然也有像铁凝主席这样的非常好的作家，对我个人的视野都给予过拓展，给我个人的审美积淀都给予过贡献，后来还有一些作家群体，我就不说了，但我大体知道他们在改革题材，在文体试验上做了很多贡献，对于中国文坛的丰富性应该是增加了。当然，文学创作自80年代末、90年代初之后区域性在减弱，作家群体这个概念在近三十年中，应该是比较淡薄的概念，比如过去的湘军，过去的川军，过去粤军，都是一些响当当的旗号，但是1985年之后，90年代初，作家基本上就不再以自己所在的营垒，或者山寨来标示自己了，都是只打自己的旗号，甚至有意地回避掉自己隶属于某一个山寨，某一个营垒，这就使我们对于文学的关注，也更多地关注个人，关注作品，而不再关注这些番号，不再关注他是隶属于湘军还是陕军，这是一个现象。
第二个现象，我们也应该承认，上世纪90年代后的近30年没怎么有大作家，恐怕这种情况不仅仅是湖南、湖北、江苏，恐怕河北也在此列。第三个，湖南出版面向所有的华文作者，但是我们也出一些外语版的书，比如我们出过英文原版的作者的书，还有西班牙语的，葡萄牙语的，最近要出芬兰作家的书，这对我们来讲是点缀性的，不是出版的主流。中南传媒是面向所有华文作者的，只要你的作品是好作品，我们没有门户之见，不会因为是河北作家，而怠慢了服务的态度，或者粗糙了这本书，我们将一如既往地欢迎河北的作家投稿给我们，我们能够为河北的作家做好服务。
第二个问题，报业集团的变革我觉得更应该像《纽约时报》、《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一样，他们是真正通过自己强大的IP，从纸转到屏，而实现了由传统媒体向新媒体转化，不仅仅是传播方式改变了，传播群体扩大了，而且整个经营和深层的模式都由此改变了。《纽约时报》现在每年的网上阅读收费已经远远超过了他们当年最好年份的广告收益，这些媒体已经完全解决了互联网给他们带来的困扰，获得了互联网时代带来的红利，成为了强势的新闻IP。我作为晨报人，过去积极推动晨报的转型，一直未能如愿，关键的问题不在于我的继任者们是不是积极执行了我的战略，而在于晨报不是一个独立的新闻IP，这个IP的新闻价值不足以使它能够成功转型到互联网，还能够维持它的影响力。所以恐怕中国媒体最要拷问自己的是，你这个IP值多少钱。如果你真是一个有独立价值的IP，放到移动互联网上，放到物联网上，你哪怕未来呈现的不是手机屏，不是电脑屏，而是你老婆炒饭的时候所面临的冰箱，你新闻的价值都在，所以我还是认为，内容在未来的时代它是可以为王的，当然可以为王的内容，一定是真正有王者这样一种地位和气象的内容，虾兵小将是没有饭吃的。所以我们所有党报，或者说传统报业的转型，还是要靠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