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日，第2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在贵阳举行，当代著名作家王跃文携新作《爱历元年》亮相书博会，并与中南传媒董事长龚曙光就“文化人的宿命与抗争”展开对谈。
1999年，王跃文创作官场“清明上河图”——《国画》。自此，他被媒体誉为“中国官场小说第一人”。他后来创作的《梅次故事》、《朝夕之间》、《苍黄》、《亡魂鸟》、《大清相国》等系列小说推出，一时洛阳纸贵。2014年，王跃文的视线跳出官场，回归日常生活，一部《爱历元年》直面人性的善恶，写尽世情百态。
1996年，龚曙光以《湘军，一支缺乏修炼的队伍》获得湖南省首届当代文学评论奖。近20年来，作为文学评论家和知名出版人，龚曙光长期致力于推动原创文学的发展和本土作家的提升，自称“一直是为作家服务的人，一直给作家打下手”。
2014年8月1日，第2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在贵阳举行，当代著名作家王跃文携新作《爱历元年》亮相书博会，并与中南传媒董事长龚曙光就“文化人的宿命与抗争”展开对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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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人就是接受过现代教育，可以用他的知识、文化来维持生计的一类人。我们现在社会生活中那些靠十几年乃至更长时间的读书，从而获得生存基础和谋生能力的人，他们是当代社会最主流、最活跃的主体。”
根据龚曙光对文化人的定义，王跃文认为，中国公民中，50岁以上受过高中教育的不少，30岁以上的很多人都受过大学教育，所以现在中国公民的主体是文化人，或者说，现在担当国家命运的就是这个主体人群，即文化人群。
文化人的宿命：始终被时代裹挟与冲撞
在《说文解字》中，“文”最早的含义是“纹”，而后“文”化成“人”，当今的“文”特指“人”的“文化”、“文明”。
自古以来，文化人担当着把“文化”、“文明”融入到“人”当中的使命，其自身命运却不可避免地被历史的大潮所裹挟，人类的大历史左右着每一个文化人的小历史，而每一个文化人的小历史也都折射着人类的大历史。
在王跃文的小说中，社会各阶段里各色人物的无奈选择与命运沉浮，成为中国当代文化人的宿命与抗争的真实写照。
文化人的定义担当国家命运的主体人群
每个时代对“文化人”的定义都不一样。在当前的文化生态之下，人们更习惯于以“知识分子”、“独立知识分子”指代文化人，而龚曙光所理解的“文化人”，是一个比传统的读书人和今天的各类知识分子更宽泛的概念。
“文化人就是接受过现代教育，可以用他的知识、文化来维持生计的一类人。我们现在社会生活中那些靠十几年乃至更长时间的读书，从而获得生存基础和谋生能力的人，他们是当代社会最主流、最活跃的主体。”
根据龚曙光对文化人的定义，王跃文认为，中国公民中，50岁以上受过高中教育的不少，30岁以上的很多人都受过大学教育，所以现在中国公民的主体是文化人，或者说，现在担当国家命运的就是这个主体人群，即文化人群。
文化人的宿命始终被时代裹挟与冲撞
文化人或多或少都会被社会所左右，这似乎是文化人的宿命，但文化人又同时希望引领社会，这就是文化人“志于道”的地方。
有人说历史上只有两个半完人，孔子与王阳明是两个，而曾国藩只能算半个。事实上，在对“道”的追求中，“完人”也同样摆脱不了宿命的安排，但也从未放弃过与宿命的抗争。
王阳明是状元之后，自幼研习朱熹学说，28岁中进士，曾官至刑部主事等。生平两度去职，中年以后辞官讲学，在绍兴、余姚一带创建书院，以良知之学创立“阳明学派”，令后世中国知识分子敬仰，史称其为“明第一流人物，立德、立功、立言皆居绝顶”。
王阳明的前半生，以大丈夫之功成立业为最大目标，这是他作为文化人的宿命，但龚曙光认为，王阳明的学术追求和学术思想，却是他对其所处时代的反驳与抗争。
曾国藩20多岁就把自己的名字由“子城”改为“国藩”，足见其政治抱负。中国传统的读书人皆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曾国藩是一个读书人，他的抱负也是当年湘军诸位首领共同的抱负，还是他们所处时代所有文化人共同的抱负。正是这样的抱负，引领曾国藩和他率领的湘军成就了一番伟业，成为当时国家的柱石。
那个动荡的时代选择了曾国藩，也成就了曾国藩，但仕途成功的曾国藩和他所处的时代也是有抗争的。他处在一个“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时代，但他非常律己，尽管可以支配的金钱如沙如海，曾国藩却始终是清廉的。所以，龚曙光认为，“每一个成功的人，都有他的时代宿命，也有他的抗争。”古人如此，今人亦如此。
以一个出版人的眼光来看，龚曙光认为，王跃文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和作者基本是一个类型的：大体在社会底层长大，感受了社会生活的艰辛，有一个努力读书的童年，争得了一个自我发展的机遇，然后以碰撞的方式被急速转型的社会所裹挟。“不管在古代、现代还是当代，这都是文化人与时代关系的缩影，而这正是文化人的宿命。”王跃文如此，龚曙光亦如此。
龚曙光多次表示，“我的理想绝对不是当商人，但我现在毫无疑问已经是一个商人，这就是我在这个时代中作为一个文化人的宿命。无法主宰自己的社会角色、选择自己的行进道路，而是始终被时代裹挟、被时代冲撞，最终被时代安排到某一个角色上，这是我们的宿命。”
从这个角度出发，龚曙光把“宿命”定义为文化人和时代的关系——这一代文化人最终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在这期间更多的是时代的摆弄和安排，但同时也要对时代给予的角色进行抗争，这是绝大部分文化人共同面临的处境。
文化人的立场有钱也不搞成瘾游戏
因为宿命，作为企业家的龚曙光，每天要跟金钱打交道，要跟每一单生意打交道，要为股东创造最大的利益；因为抗争，当众多上市公司纷纷高调并购手游企业时，手握巨资的中南传媒面对这个天大的诱惑却选择无为。
在谈到作为一个文化人的立场时，龚曙光认为，自己作为一个内容提供商，希望尽可能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文化产品，尤其是在儿童教育方面，希望孩子们学好中国五千年的灿烂文化。
“文化人里我最有资格做手游，因为我们中南传媒有钱。”龚曙光说，早些年就有人在劝自己涉足当前火爆的手游业，他自己也明白，如果当初搞手游，中南传媒的市值就绝不止260亿。但龚曙光认为，现在的孩子大多都有手机，是家长监护的一个盲点，如果因为自己做成瘾性游戏，让哪怕一个孩子由于沉迷其间而耽误了学习，等于让他们吸毒，自己就丧失了一个文化人的基本道德。“我们是一个教孩子们读书，为孩子们提供知识、传授文化，最终用文明去塑造他们的企业，假如我让他们去玩手游，并由此成瘾，荒废学业、改变人生，这和贩毒有什么区别呢?这和在牛奶里面添加三聚氰胺、在菜肴里使用地沟油又有什么区别呢?”
对于龚曙光的这一立场，王跃文深表赞同：“让人失望的是，当前许多文化公司，在利益驱使下，都去涉足手游行业，甚至其他灰色行业，失去了一个文化人的立场。”在王跃文看来，龚曙光的抗争其实是时时存在的。“我曾经望文生义地调侃说，商人商人，就是要商量着做人，而龚曙光一直在同这个世界商量，即应该做什么，应该不做什么。而做与不做的标准，就是存乎于心的道。这种商量，也就是文化人的抗争。”
文化人的写作对官样文章的抗争
王跃文的小说写作，过去总是被定义为“官场文学”。王跃文说，他非常不喜欢“官场小说家”和“官场小说第一人”这个狭隘的称呼，这是媒体贴在他身上的狗皮膏药，想撕也撕不掉。“我的小说，不管是关注现实的，还是写历史的，或者是写乡村的，包括现在《爱历元年》是写情感生活的，我的写作对象都是文化人。”
龚曙光说，文化人的基本特点就是，利用自己掌握的知识在这个社会谋生，王跃文也很赞同用这个定义去定位自己的身份，但他同时认为，自己这种“文化人写文化人”并不是一般文化人的写作，而是一种士子写作。古人关于“士”的定义源远流长，到春秋时代开始固定下来的士的概念，就是我们今天熟悉并接受的所谓士的概念。孔子曰“士志于道”，只有那些有“道”的追求的、有理想的读书人才能算“士”。“我写作的对象是文化人，但我自己还是一个有理想的人，在我的写作当中贯穿了我对生活的理解和期望。”王跃文说。
在龚曙光看来，王跃文的小说恰恰体现了其作为这个时代优秀的文化人之一的文化立场，及其对社会、对时代的纠缠和抗争。
王跃文在成为专职作家之前，曾经是政府机关的一名公职人员，在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他的主要职责是写“官样文章”。“当我把官样文章写到优游自如的时候，正如孔子所言‘行有余力，则以作文’，文学的梦想就苏醒了，开始写作。”
1999年，王跃文创作了《国画》。这种“我笔写我心”的写作，显然是对“官样文章”的一种抗争。《国画》出版后一纸风行，让他的生存环境发生了逆转。第二年，王跃文脱离公职单位，成为专职作家——这个职业同样是其对宿命设定的社会角色的抗争。
下篇
正如文学评论所言，王跃文的《爱历元年》是一部无比诚实的情爱之书，在一幕幕情爱纠缠里，多角度呈现了欲望的冲撞、内心的迷乱和人性中善与美的升华；但《爱历元年》更是一部无比温暖的人性之书，将文学抚慰心灵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将人性的光辉抒写到了极致，唤起了人性的救赎，激扬了人生的真谛。
这是又一部关于文化人的宿命与抗争的活剧，这里面的文化人，既是主角，又是配角；既是演员，又是观众。
《爱历元年》——关于文化人的世情大戏
有一种说法，任何一个作家的作品都是自己的自传，在王跃文的《爱历元年》中，同样存在着作者的影子。与其说，这是文化人自己写的又一部文化人的自传，一幅文化人与情感、与经济的剪不断、理还乱的浮世绘，不如说，这是又一部关于文化人的宿命与抗争的活剧，这里面的文化人，既是主角，又是配角；既是演员，又是观众。
知识分子的自传
王跃文爱吃牛肉，所以小说主人公孙离吃套餐时，大多时候是吃牛肉，他的妻子喜子叫他牛肉宝，吃牛肉百吃不厌。抛却这些细枝末节，《爱历元年》仍旧没有跳脱“文化人”这个范畴，写的是关于知识分子的情感和家庭的故事。
为什么要写这个小说?王跃文谈到了他的一些理性的思考。“中国最近二三十年走得太快了，各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很多事情，很多问题，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想清楚，一切该发生和不该发生的，都发生了，让每个人措手不及。”
“当社会被某些辨识不清的洪流裹挟的时候，当所有人都貌似向前奔跑的时候，我愿意选择慢下来，停下来，甚至往回走，看看那些狂奔的人丢失了什么。”正是出于这一初衷，王跃文创作了这部小说。从表面上看，《爱历元年》是个情感故事，而本质上却是一幅家庭和社会变迁的浮世绘，“我想通过一些鸡毛蒜皮、鸡零狗碎的事情的描写，回望中国二三十年突进与逡巡的过程，停下来作一些思考。”
龚曙光把王跃文主要作品中的主要人物都定位为一个类型，即“文化人的类型”。“在过去三十年或者更长时间里，文化人扮演着社会的各种角色，而且是扮演主要角色。王跃文的小说，写的都是文化人与时代和社会的关系、文化人的宿命与抗争。《国画》写的是文化人和政治的关系，《大清相国》写的是文化人和权力的关系，而《爱历元年》写的是文化人与情感的关系。”
作为文化人的龚曙光，对王跃文笔下的文化人的宿命与抗争有着更深的思索。他所看到的是，21世纪的快速度打乱了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在漫长的进化史中的节奏，并导致了很多灾难性的后果，这样的时代大背景加剧了对文化人的裹挟与冲撞，每个人都不能自控。“在他的小说中，即使是那些表面上权倾一方的官场核心人物，其实也是难以自控的。”
站在圈子的边缘观察
尽管王跃文非常反对媒体给自己贴上“官场小说家”的标签，但他并不反对龚曙光将他的创作归为另一种“类型化写作”——文化人写作。为什么王跃文的小说不仅仅引起文坛瞩目，更触发了非文学的震动?龚曙光认为，这一方面是源于王跃文对生活细节的深刻感受和准确提炼，因为这些细节的高度符号化，使人很容易对号入座，而更重要的原因在于王跃文独特的视角。
正如一千个人眼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鲁迅说《红楼梦》令“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每个人看小说，都有他独特的视觉。龚曙光认为，单从小说的创作视角来观察，王跃文不管看经济还是看情感，基本是离不开文化人这个圈子，但他是站在圈子边缘看圈子里面的人，他的述事主人公大多不是最风光、最得势、最叱咤风云的人，他的小说中也几乎没有叱咤风云的人物和惊天动地的故事，基本都是站在圈子边缘看这个圈子慢慢变化，再风云激荡的大事、再呼风唤雨的人物，站在圈子边缘看去，也只是风轻云淡、岁月无痕。
《爱历元年》写了一个家庭两个主人公的情感历程，从相爱到分别出轨再到回归。王跃文说，这本书的最大特点是“温柔”。小说的最后，夫妻两人抱错的孩子亦赤从拉萨给母亲喜子发来一首诗：“……我以为我找不到家了/昨夜，我梦见一双软软的鞋/妈妈，与其让你如此牵挂/不如你带我回家。”很多人读到这里，都没能忍住泪水。
王跃文认为自己一以贯之的写作习惯，无论过去写官场也好，乡村也好，还是现在写中年知识分子的家庭生活也好，他所写的，都是生活的日常状态。“我不喜欢故意把故事搞得波澜壮阔，非常曲折，甚至离奇，我觉得那不是生活的常态，而是生活的极端状态；如果文学总是写这种极端状态，未必能够揭示生活的本质。”毫无疑问，写这种看上去波澜不惊的故事，对作家的写作能力要求更高。王跃文的小说一直广受读者的欢迎，这正是对他写作能力的最高肯定。
以审美抗争宿命
回过来说《爱历元年》中的两个人物，孙离和喜子，两个出身平凡的大学生，受过高等教育，拥有稳定的工作，事业和生活都处在上升期，却不能免俗地双双出轨。这是一个在中国大地的每一个角落里天天上演的老故事，完全没有新意。在生活中，这些故事的结局，往往不是身体上鼻青脸肿，就是心灵上伤痕累累，不是家庭四分五裂，就是亲情分崩离析。但王跃文却拒绝接受这种结局，他为这个老故事灌注了新的生命。
故事的最后，两个人通过内心的抗争获得自我救赎，悄然回归情感的起点，重启爱历元年。龚曙光认为，这个结局正体现了王跃文的审美，体现了作者对他所不喜欢的宿命的抗争。“生活其实比小说更颓废，更令人沮丧，但是跃文不甘心这样的时代和结局，也不甘心这么多出轨的人最终把每个家庭都弄得四分五裂，所以他最终选择了温柔和温暖，这是王跃文心灵抗争的一秉烛光。虽然我们可能会质疑出轨与回归哪一种爱情更真诚，背叛与忏悔哪一种情感更深切，而王跃文却执拗地想让读者相信，破镜能够重圆。这是他给予这个时代最美好的期许。”
正如文学评论所言，王跃文的《爱历元年》是一部无比诚实的情爱之书，在一幕幕情爱纠缠里，多角度呈现了欲望的冲撞、内心的迷乱和人性中善与美的升华；但《爱历元年》更是一部无比温暖的人性之书，将文学抚慰心灵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将人性的光辉抒写到了极致，唤起了人性的救赎，激扬了人生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