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龚董，晚上好。今年是上海书展十周年，湖南是本次书展的主宾省，而中南出版传媒集团作为湖南出版的领军者，你们都做了哪些准备，有哪些特色活动跟网友们介绍一下。
龚曙光：书展就是卖书呗，卖书的人说不上特别的准备，因为我们每年、每月、每天都要卖书。至于主宾省，其实是一种展会的礼遇，每年邀请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作为主宾，会更容易突出它的特色，更容易多些话题，也让主宾在展会上更显眼和光鲜，这是惯例。今年十周年是我们作为主宾，中国人传统习惯里，“10”是一个大数，上海书展十年也不容易，所以在这个时候作为主宾，在中国人看来会有一种特别的意义。
至于带什么来?我们是来卖书的，当然是带书了，除此之外，不需要带其它东西。上海书展是一个展销类的书展，所以主要还是上海市民来买书。有买家就有卖家，有卖家就有买家，上海书展已经积蓄了上海市民前面九年的购买力以及他们的消费期待，所以我们来，其实就是来满足这样的购买力和消费期待。我们带来了大概4000种图书，其中主要是新书，大概近40场活动，主办方告诉我说整个书展大概有600场的签售会，我们大概占整个上海书展期间活动的7%。这和我们主宾省的身份大体可以匹配。有著名作家、编辑团队以及画家，他们都会莅临展会现场或者是活动现场，和读者见面，来签售他们的新作。活动主要还是围绕着推广或销售图书，并没有和销售活动不搭界的活动。我们关注上海书展，也是因为它在中国的书展中，是一个市民书展，而不是行业书展。它是一个以阅读消费、以图书销售作为目的和评价标准的书展，这可能是对一个出版商来说，更看重的渠道。上海书展用十年时间，把自己打造成了一个影响力巨大的展销平台，不仅仅为上海市民提供了购买新书的便捷和便宜，同时也为全国同行搭建了销书的平台。我觉得更重要的可能是在这样一种购与销的互动中形成了上海非常浓烈的读书氛围，即我们通常说的“城市的书香”。每年有这么多的人，过去说是十万人在短时期内来买书，对于一个大城市来讲也应该是盛况，这种盛况是会影响整个市民的气质，会影响整个城市的品格的。
主持人：很多人都用手机、iPad阅读，你们在打造作者以及在推送作品方面，是不是会有策略，跟以往有调整?
龚曙光：其实我们多年前就在做了，作品都可以在手机上看到，不算新产品了。真正在手机上阅读的东西，和传统出版的东西还是有区别的。大家看到腾讯也推了很多经典作家，盛大每天也都推很多网络作家，手机上都看得到。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专门为网络写的东西，可能更适合网络阅读；而专门为图书写的东西，可能更适合图书阅读。所以目前来讲，有兼容的，但不是说这种兼容是完全对等的。当然也有少数，比如说《步步惊心》这本书，网络销售非常好，最高时候要下载十几万次，当然它的图书也销得不错，我们拿了它的版权之后，也销了二十多万，但是绝大多数的东西应该还是有侧重的，有的更适合纸质阅读，有的更适合手机阅读，所以不是所有的都完全可以两边共享。在很多介质上很便捷地看到我们的出版物，这一点我们已经做到了。但是不是每本纸质畅销的书在网络上都畅销了，即使最当红的传统出版社推出的小说，也未必都在互联网上就很走红，有人群消费习惯的问题。可能读经典作家的、读严肃作家的这种人群更适合纸阅读；而愿意读网络小说、口水小说的受众可能更喜欢手机阅读。所以不太一样。但是我始终要求现在所有的书都必须数字化，都必须按照网络阅读的基本规则和阅读的主流习惯，来对作品进行加工和改造，也必须要拿到平台上去，人家要找得到。我们天闻数媒现在在移动互联网上的收益，目前依然是各个集团公司排在前面的，这也说明我们传统出版产品在互联网上的售卖还是比较正常的。去年我们大概有2000多万的收入，今年可能更快一些，应该会接近5000万左右。
主持人：你们前不久跟湖南教育电视台达成合作，成立了湖南教育电视传媒有限公司，是什么样的契机促成你们有这个合作?
龚曙光：说不上什么契机。第一，做全媒体的传媒集团，这是我们的基本战略，不是从今天开始，也不从昨天开始，多年以来，我们的基本战略就是做全传媒公司，这个战略决策决定了我们会进入电视，而且不只做一个电视台或者电视频道；第二，因为教育台是湖南的资源，整合起来可能阻力会小一些，因为现在的资源都带有很重的行政区划色彩，比方说我要去外省跟人家电视台合作，可能当地政府就不那么支持，湖南教育电视台是湖南自有的电视资源，省委省政府以及其他主管部门行政支持的力度就会大一些；第三，因为我们几十年积累了大量的教育资源，这些教育资源都是以纸媒的方式来呈现，如果有一个电视媒体把我们的教育思想、教育资源能够共享，这当然是对双方都很有价值的事情。我相信中国任何一家教育电视台所拥有的教育资源都不会比我们丰富。因为中国教育电视台的历史和我们教育出版的历史相比，要短很多。我们拥有教育类的产品，几十年来都在深刻影响受众，我们每年出版的教育类产品，把图书、杂志加在一起，估计达到2亿册以上。这些读者应该可以转化为我们的观众。所以它是一个资源整合的需要。就是我们有资源，他们有平台；我们有思想，他们有经验——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种结合无论从可能性或可行性，都很高。
做教育与我们自身的发展战略比较接近，我们并不想做一个普通的新闻台，一方面现在的新闻资源平台并不少，竞争也很激烈。另一方面战略上难做出什么特色。我们更希望在教育产品的大序列里，我们的媒体能够很齐全。你比方说我们有了教育台之后，就媒介的齐全性而言，中国任何一家出版集团都不可能跟我们来比，我们平台资源更丰富，他们不可能像我们那样使一种教育资源可以分享到多种传媒产品上去，同时也不可能像我们那样形成多媒体的互动，形成无所不在的影响力。所以这些应该就是你所说的契机，其实“需要”就是最大的契机。没有什么故事，没有什么背景可以跟你分享的，就这么简单，就是需要，而且是彼此的需要。
主持人：你们现在电视这块已经有合作了，会有打算进军电影?因为你们有很好的内容。
龚曙光：没有这种打算。对我来讲，电影只是我很关注的媒介，不是我必须做的，因为电影没平台，我更重视的东西是平台。像我们做书，它有编辑部，编辑部是平台，它有新华书店，新华书店是发行平台，我们做网站，网站是平台，我们做数字出版，数字出版有一体化的平台，我做电视，电视是平台。但是电影就像一个猴子掰苞谷，手里永远一个。
另外我不太喜欢当票友，我们来做电影，你说做什么呢?它对我的主营业务有什么重大的突破，我做教育电影?好像不大好，作为教辅，来用电影发行?好像也不大好。就某一本小说改编成电影，就叫做电影了?我觉得我们现在产业态度很不严肃，拿2000万块钱投个电影，跟人家去加个棒，这也叫我做了电影?无外乎就是运气好挣点钱，运气不好亏点钱。目前我还没准备去做这种玩的事。因为中国电影市场，现在的电影公司已经够多了，我觉得已经不缺少电影公司了。至于你说我来投电影，我就能投成一个好莱坞，好像不太可能。我也不认为中国的出版集团哪一家可以做成好莱坞，我知道有几个投了一点电影，无非就是玩，然后给自己贴个标签——“我也在做电影。”你离做电影远着呢，你给了人家2000万块钱就叫做电影，这就像人家出十万块钱做高科技，你给他十元钱，你就说你在做高科技，恐怕没什么关系。我不敢说我未来不做电影，我如果做电影，也不是他们这种做法。我只是觉得，第一我没有什么好的理由一定要做电影，第二电影这个行当现在又不是一个蓝海，它已经恐怖得不得了，中国一年就这么多块屏幕，每一年的档期是铁定的，它最多也只能上百十部说得上名字的片子。现在绝大多数不是亏的，而是死的。你上不了院线，你就得死，你还能干什么。现在视频网站买电影是联盟式的，几个视频网站，买电视、买电影已经结成联盟了，反正就是压你价，而且如果没法进院线的话，基本上就是送给他，他都爱理不理。所以说为什么不去做电影?关键问题是与我的战略没什么关系。
我们是一个以全介质平台建设作为核心战略的公司，如果从战略角度来讲，我有可能做院线，因为院线是平台。但是现在要我去做院线可能性也不大，因为中国院线基本成型了，而且再做耗资太大。虽然目前来讲，转让是赚钱的，中国电影现在也正在走上坡路，但是你说一定要花几百个亿上千亿，来建个院线，什么时候把投资收回来呀?所以短时期内，我们在战略上不会去选择做电影。说战术上，如果说我们哪个小说很火，别人一定要拍，要我们加个棒，这个有可能。但是说我拿20个亿、30个亿成立一个电影公司，专门来拍电影，这种可能性不大。
主持人：现在有很多人说网络时代到来，其实分流掉很多传统时代的作家，对传统作家的创作产生影响。
龚曙光：我要告诉你们，你的父辈、你爷爷的青少年时代，是因为没有足够多的“脑残”书给他看，他才可能看鲁迅、郭沫若，要不然他也不看。因为那个时代残废了，所以他才没有被说成是现在这种所谓的“脑残”。我们就说新文学时代，新文学时代最流行的书不是鲁迅的书，也不是胡适的书，是谁的书?是鸳鸯蝴蝶派的书。那你们的母亲少女时代那么喜欢琼瑶呢，那不脑残?因为现在数字技术发达了，太容易出统计数据了，当年没办法，很不容易做统计数据，因为说某一本书卖了100万，1000万本，但是它传播呢?今天借给我看半天，明天我借给你看半天，那个传播率有多高。最典型的例子，当年知识青年也就是16、17岁，比现在看《小时代》的人年纪不会更老。他们还抄写《少女之心》呢，那脑残不?
主持人：既然谈到《小时代》，怎么看郭敬明的小时代?您看了吗?
龚曙光：我没看，因为不是我看的东西。很多人说看小时代的是脑残，其实喜欢小时代的本来就是心智正在发育中的年轻人，从成年人的标准来说本来就是脑部发育还没有完全，就是“脑残”。那么，第一我根本不需要去看，但我能理解这些人为什么会喜欢它，为什么需要它。第二他不需要我看，我不需要看他。因为我已经过了脑袋发育的年龄，现在我要担心的是小脑萎缩的问题，假若我脑残肯定是脑萎缩导致脑残，而不是发育不足导致脑残。第三是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偶像，任何偶像出来被认定为偶像都有它的合理性，所以郭敬明也好，韩寒也好，肯定有他的合理性。所以不用怀疑他合理不合理。这么多的人用时间来投票，用青春来投票，他比选一个美国总统差吗，不差。美国总统选举的时候还有更多个人利益的考量，比如投民主党，民主党会庇护谁；投共和党，共和党会庇护谁。他们这种投票还没有任何现实利益在里面，就是喜爱，就是认同。你让我这么一个老同志谈对小时代的评价，评价它好与坏，哪个细节好，哪个细节坏，我如果按你的要求做了，那才是脑残呢。
现在很多人有点杞人忧天，看见青少年跟着郭敬明跑，担心；看见有女孩喜欢绘本，觉得不对。你去问你奶奶十一二岁的时候干什么?你奶奶的奶奶十一二岁的时候干什么?那就是做女红呀：学绘画，学绣花。现在你既不要她学画画，也不要她绣花，她喜欢花还不行吗?她喜欢看一点绘本还不行吗?这个年龄的女孩，天生对于单纯形式的美有偏好，这是天性。我们现在这些所谓媒体人才是真“脑残”，一讲到小孩喜欢小说，喜欢绘本，这就不得了，就叫没有志向，就叫垮掉的一代。现在大家看看《小时代》，觉得这人都跟郭敬明跑。不跟郭敬明跑，难道跟你跑，他们本来还在“脑残”的心智发育期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