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文化体制改革激发了我国新闻出版业的发展活力，但要进一步做大做强新闻出版产业，还需继续破除体制机制的约束。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将“继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文化经济政策，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列为2014年重点工作。就这一话题，《中国新闻出版报》记者在两会上采访了15位代表委员——
■共同关注
面对管理职能转变这个首先要啃的“硬骨头”
政府应在顶层设计下功夫
全国人大代表、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龚曙光认为，在这一轮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过程中，首先要啃的“硬骨头”就是相关政府部门在管理上存在的问题，“最重要的还是文化管理的理念要改变。”
同样在文化产业浪潮中“冲浪”多年的全国人大代表、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彭长城也发出了类似的感慨，“管理部门既有管资产的，也有管导向的，还有管行政的。既然要培育真正的市场主体，更多的方面就应该由市场来说话。借这次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之机，希望能把文化管理体制机制理顺，减少多头管理，这可能是目前要做的一件事。”
对于这个问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欧阳常林则概括为一句话：目前管得太多、太死、太具体。
管得“太具体”，是令许多企业头痛的问题：在决定自己文化产品的走向时，不能完全按照企业的思路来做，而是要受到一些行政方面制度性要求。“这就是在‘抓大放小’上处理得不够好。企业投资的项目是否合理、是否挣钱，包括风险管控等都应该由企业自己评估，而不应该由政府管控。”龚曙光认为。
毫无疑问，在一个成熟的市场上，政府应该更宏观，企业应该更微观。
那么，把由企业可以自主决定的交还企业，政府应该在哪些宏观方面“出手”呢?代表委员普遍的建议是，在顶层设计上下功夫，给思路、给政策。
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外宣办原副主任王国庆认为，继续鼓励文化事业、文化产业不是一句空话，要有政策支持。虽然在加大文化投入上没有硬指标，但是要有统筹规划，要有具体方向和具体目标。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盐城市政协副主席蒋婉求也认为，国家应该在顶层设计上给文化产业更多的引领和推动，比如尽早着眼于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战略定位，进行科学、前沿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顶层设计，为产业发展提供行动指南，避免产业盲目发展，“国家要制定差异化的区域发展策略，避免盲目投资和低水平的重复建设。”
与盲目同样产生负能量的，还有滞后。“现在互联网上很多平台，我们不可能去做了，因为已经有很多海外资本在做。比如，搜索引擎。”在龚曙光看来，这不是简单的能不能做搜索引擎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国家发展战略的大问题。因为在新技术发展上，如果抓住机遇，战略安排到位，我们就可以缩小和发达国家之间的文化差距。反之，则会拉大我们和发达国家的文化距离。更为重要的是，这还关系到国家的文化安全。
具体到新闻出版领域，龚曙光认为管理规划上的“盲点”也是存在的。比如，出版的数字化进程究竟怎么安排，对于重大文化项目，究竟采取什么样的模式来发展，是国家投入企业承担，还是国家和企业共同承担，利用项目招标，等等，在这些方面，政府的宏观安排管理是不够的。
“目前，国家已经明确了要把文化产业作为支柱性产业进行扶植，那么，文化产业与国民经济的其他重要要素之间搭配的政策关系，也是需要相关管理部门来理顺的。”龚曙光认为，把一个非支柱性产业推向支柱性产业的过程中，需要将文化与金融、科技、商业、市场等要素都调动起来，这种要素和政策的形成是要依靠政府部门来做好安排的，这是任何一个产业单独都做不了的。
■铿锵三人谈
冲破画地为牢靠什么?
《中国新闻出版报》：文化体制改革进行到现在，还有什么主要的壁垒存在?
彭长城：改革现在还是存在很大的壁垒。从目前的发展情况来看，国内大多数出版集团尚处在各自为政的状态。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先进出版集团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最终会形成几个大的出版集团，这样才能实现资源集中、智力集中、人才集中、市场集中，最终形成大的发展潜力。但是，国内大的出版集团之间这种“画地为牢”的发展情况无形中阻碍了集团的未来发展。
龚曙光：对于大文化圈的概念，这几年有过不少讨论和假设，但并未迈出实质性的步伐，原因很简单，有壁垒存在。一方面在物理空间上，有行政区划的阻隔，这使得集团没办法进行拓展。另一方面是政策方面的阻隔。因此，跨区域、跨媒介、跨行业这“三跨”谈了这么多年，仍旧有很多文化资源和传媒板块的整合是无法实现的。如果行政壁垒没有打破，就意味着市场无法整合，只能是几大新闻出版集团各自为政，而且各自都做不大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中国新闻出版报》：除了在做大做强上有障碍，这种壁垒可能导致的影响还有哪些?对于这个难题，有什么具体建议吗?
龚曙光：壁垒存在的时间过久，就可能使集团在自己的主业上没有拓展空间，转而去发展其他产业，这就迫使企业放弃传统业务，走向新的业务，比如涉足旅游、房地产等。这样做也许经济指标提升了，但是对新闻出版行业本身的发展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
彭长城：在改革中破除壁垒，需要国家制定大的政策，打破各出版集团之间画地为牢的管理，通过股份制改造使出版单位形成大的集团，最终实现能够和国外大的出版集团相抗衡。
《中国新闻出版报》：在文化体制改革过程中，对于“人”的管理如何深化，让文化企业更具活力?
王亚非：我有两个建议。一是加强股权改革和股权激励。我认为，文化企业的股权激励、保障机制、约束机制这三条是一定要做的，而且要做到位。国有企业就要给员工、管理层一定的股权，有了归属感、成就感，职业荣誉感就有了，如果没有这个，员工到哪里都能干。二是要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比如说，我在国有企业给政府“打工”，那我和政府之间是有合同的。只有这样，才不会出现搞不好钱照拿，搞得好也没啥的情况。
彭长城：首先还是要让员工转变观念。其中，一方面是在市场转型的过程中，传统出版人对自己的定位有待转变。也就是说，职工对现有身份的认可和对现有管理方式的认可，必须要从思想上实现转变。否则，很难真正充分发挥职工的能力和创造力。
改制无非是两种情况，一种是在体制内营造良好的体制规范，另外就是要建立内生机制，寻求内生动力。其中，很重要的地方就是用人机制、培养机制，以及人才管理机制要进一步找到出口。对于目前探讨较多的出版单位是否可以尝试进行员工持股的这种探索，我的观点是：鼓励尝试、允许失败。
《中国新闻出版报》：随着改革的推进，出版传媒企业(集团)同金融市场的关系已经相当密切，下一步，如何更好地利用资本纽带与市场对接?
龚曙光：在目前行政壁垒不能打破的情况下，通过资本整合资源也是一条路。但是，未必是条坦途。比如，并购肯定是集团发展的主要模式。但是，在这样一个模式上究竟能做成什么样子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我只能说，一个有充足资本量的公司，总会需求产业的扩展。对于中南传媒，可以肯定的是，并购的目标一定要利于集团的核心战略，利于集团的主营业务，对于未来的发展不能形成战略性支持的并购，集团一定不会去做。
王亚非：文化产业成长期长，涉及面比较宽，所以鼓励跨界发展。跨界发展就要有投资，就要有融资，也需要有专业的银行来扶植。所以，我这几年在两会上一直呼吁成立“文化产业银行”。为什么提这个呢?因为文化产业缺乏融资的条件，虽然说都愿意给文化产业支持，但文化产业由于资本金比较少，硬件条件比较弱，作为融资的条件就很难达到银行的要求。
更何况文化企业大多是中小企业，不符合银行规定的融资条件。首先，它既没有抵押，也没有担保。其次，它所生产的文化产品也没有标准化的评估体系。所以，我呼吁建立文化产业银行解决文化企业与金融机构对接的问题。
彭长城：现在国家提出了特殊管理股概念，这个概念的引入就可以从导向上、总体决策上把控好。鼓励民营资本进入国有文化企业，这是好事。但是对于企业而言，总是要找到一种很好的赢利模式。从国家层面来讲，也是想通过改革，解决深层次的问题。因此，就必须要认真研究深层次的问题，进而找到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