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曙光在接受采访时强调，中南传媒将会形成以技术、资本和资源完美结合后的产业链条。
在不了解他的人看来，他的选择总是有些堂吉诃德式的浪漫。但他的履历已经清晰地证明了，他的每一次选择究竟有多么理性—大学教师，文艺评论家，
杂志主编，酒店管理者，报社创办人，出版企业高管，上市公司掌舵者……看上去相隔甚远的职业，总能在他的故事里完成超乎想象的融合。
龚曙光，中南传媒董事长，刚刚完成了一项令同业瞩目的工作。5月6日，由中南传媒出资70%成立的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正式成立。这样的一次转身，对于所有在探索中前行的中国传统文化企业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现在还无从知晓全部答案。唯一可以确信的是，在某一条道路上，他确实已经出发了。
在龚曙光的战略布局中，中南传媒被定位于财团式发展模式，把产融结合当作企业发展的一个基本路径。在他的带领下，中南传媒以最快的速度设立财务公司，基于“两个结合”的战略考虑，“文化和金融结合，线上和线下结合，打造新型的文化消费生态”。
以下引语更接近丹柯式的宣言。“改变是永恒的，改革不会有终点，为了保持企业的价值观和创造力，我们必须不断创新、突破，伟大的企业需要超越当下的想象力。”龚曙光说。
本报记者徐海瑞 梁美兰长沙报道
改革，就是不断在面对新的恐惧不断地解除掉新的恐惧
潇湘晨报：“文化”是一个宏观词汇，当它成为“企业”的定语时，“文化企业”的框架与分类似乎没有其他行业那么清晰。在您看来，“文化企业”在当下的中国环境中具备什么样的成长空间?对于中南传媒而言，您又如何在宏观的文化框架中找到并确定她的精准定位?
龚曙光：这是一个很纠结而且提得很复杂的问题。关于文化企业，全球各地有不同的表述，有说文化产业的，有说创意产业的，有说内容产业的，有说媒体与娱乐产业的。所以，不同的文化范畴，不同的文化历史，决定了我们在切取“文化”这个概念的时候总是有自己的偏重。中国人比较习惯说文化产业或者文化企业，其实我更愿意说成内容产业或者创意产业。
那么，中南传媒应该是很典型的一家以创造内容、经营创意来进行商业行为的公司。在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南传媒是典型的、大众通常所说的文化企业。文化企业有什么样的特性?每个人的理解也不一样，我的理解很简单，文化企业应该是“以价值来提升价格，以创造来制造产品”的企业，满足了这样两个最重要的因素，就可以成为文化企业。首先，文化企业最核心的价值还是对于价值观的弘扬，她的产品中最重要的特性总是作用或者潜在地作用于人们的价值观，她解决的是人面对世界、面对时空的过程中所遭遇的价值问题。
其次，文化企业强调的是创造属性。大家都知道，人们说一个文化企业好不好，或者说一个文化产品好不好，其实最重要的是她是否提供了一种新鲜的感受，不管是音乐、电影，还是电视、小说，人们的第一个印象就是它是不是新的，是不是独创的。所以，一个文化企业的创造性不够，那么她肯定不是一个好的文化企业，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南传媒始终在坚持她的价值观，在坚持她的创造观。
面对新一轮的文化体制改革，中南传媒成为了中国最被瞩目的文化企业。其实，所有的改革也都是为了满足上述两个基本的要素，为了使价值观能够更好地转换为价值，为了创造力能够更好地兑现为产品。如果说中南传媒这些年在中央顶层设计的文化企业改革中做了什么，其实就做了两件事情，使中南传媒的价值观更加明确，更能够实现其社会价值和商业价值，同时使中南传媒及为其所服务的那些创造者们，能够更好地保持独特的创造性。
潇湘晨报：从简单的经营政府机构所属企事业单位的国有资产，到2004年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的成立，再到2010年中南传媒成功上市，湖南出版集团从未停止改革的脚步。在“后上市”时代，集团的改革动力是否有所削减?改革方向在哪里?
龚曙光：对于一个企业而言，不同阶段的改革是一脉相承的，她的方向只可能是解放企业的生产力。文化企业最需要解放的，第一是妨碍价值观最终变为价值的诉求，第二是阻碍和削减企业创造力激发的体制。所以，中南传媒一路走来经历的N轮改革，包括“后上市时代”的改革，都只可能沿着这样一个方向。
可以预见，中南传媒的改革不会存在终点。在不同的政治背景，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技术背景和不同的资本背景下，都会形成不同的对价值观和创造力实现的制约。这就像一个人从牙牙学语到蹒跚学步，从背起书包上学到初中、高中、大学，乃至于人生的每一个阶段，你的具体的工作和具体的麻烦是不一样的。但是最终要使一个生命能够茁壮成长，使这个生命的价值最终能够实现，这个目标是一致的。比方说当年你学语的时候首先要解除对开口的恐惧，你学步的时候首先要解除对摔跤的恐惧，你上学的时候首先要解除对完成作业的恐惧，你刚刚谈恋爱的时候你还要解除对异性生理的恐惧。其实改革就是这样，不断在面对新的恐惧，不断地要解除掉新的恐惧。
中南传媒在后上市时代要解除的恐惧—或者把它表述为障碍的话，第一，现在是一个完全资本的时代，而中南传媒由一个过去国有独资到现在的国有控股，到后来上市成为公众公司，一步一步都在走向自由的资本市场，自由就意味着面对资本市场的规则，跟随它的潮汐、消涨。所以，当你从港湾一步一步走向大海的时候，其实你现在最大的恐惧来了，就是当你滑到了资本市场海洋的时候，你得按照资本市场的规则来行动。我们这个企业离一个真正可以自由驾驭资本市场的企业的过程还很漫长的，不管是在人才积累、资本积累，或者在管理经验的积累方面，我们都有恐惧需要打破，都有课程需要学习。
第二，整个传媒业现在在受到数字化技术的颠覆，这种颠覆不是可能发生，而是已经发生，不是未来会改变人们的阅读习惯和交流方式，而是已经在改变人们的阅读习惯和交流方式。由一个传统的出版企业起步，到现在面对一个新的数字技术主导的传媒市场，你又面对了新的技术恐惧，因为这个技术不仅仅对传媒人是陌生的，其实对整个人类都是陌生的。但是我们比其他的那些不做传媒的人更急切需要直面这种恐惧，更急切地需要解除这种恐惧，更急切地要在解除之后去获得对这种技术的认识和使用。这一点是最终决定一个传统的大型文化企业命运的核心要素。我所说的命运其实就是《哈姆雷特》的第一句台词：“是死去还是活着，这是个问题。”其实所有规模很大的传统出版、传媒企业，到今天都必须直面是死去还是活着的问题。
第三，我们必须要承认，伴随着新的资本时代或新的技术时代的到来，一个内容体验模式和情感交互模式的新时代已经来临。那么，我们作为一个几十年从事出版传媒业务的企业，你积累的所有的人才都可能在这样一个时代价值归零，或者说价值被最小化。过去我们认为拥有一流的编辑，一流的记者，我们就有理由顺畅地走到下一个时代。经过近十年来的探索，其实我们可以确认，过去我们积累的这种传统出版的经验，能够用到新新人群上，能够指导他们走向新的创意内容的企业，其实作用非常有限。也就是我们必须要解除人才资源上的这种包袱，必须要填补我们所需的只有新新人类具有的创造力空白。
当然，我们还有其他的恐惧，还有其他需要解除的禁锢，但是仅仅我刚才所说的由资本、技术、人才所带来的这三种恐惧，这三种桎梏，就足以把一个有着强大求生欲望的传统出版企业窒息。中南传媒就直面着这样的困境，是被窒息还是获得突破?应该说中南传媒今天正艰难地决绝地走在奋力突破的道路上。
用很简单的语言来表述战略时说明这个战略已思考成熟
我们把自身的战略清晰的定位为两句话，一句是文化与金融结合，一句是线上与线下结合。当我们可以用很简单的语言来表述自己的战略时，其实就说明这个战略基本上思考成熟了。
潇湘晨报：看得出龚董有着异常强烈的忧患意识。在传统大型文化企业突围的方式上，文化与金融融合发展已经走进了大众的视线。今年4月，国务院连续下发了两个关于发展文化产业的意见，即《关于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若干意见》和《关于加快发展对外文化贸易的意见》。其实，如何在传统优势产业的基础上，通过与其他产业的融合发展，打造文化产业的“升级版”，已经成为湖南正在探讨的话题。而您早前就提出，中南传媒将选择“文化与金融”融合发展的模式，提升企业的盈利能力和社会效益。在具体的企业运营过程中，这一模式将如何落地运行?
龚曙光：关于发展战略，这是一个公司的主要领导人时时刻刻都在叩问自己、也时时刻刻都在被社会叩问的一个问题。自己的公司该怎么走，世上道路万万千，但我能走的只有一条，也就是选择是自由而宽泛的，但是你能选择的道路却只有一条。在生活中我通常说条条道路都通罗马，只有一条道路不通罗马。哪一条道路?就是你今天在甲路上走，明天到乙路上走，后天又回到甲路上走，徘徊在每一条道路中的那条路是走不到的。你从地球南端也可以绕到罗马，从地球的北端也可以绕到罗马，但永远在南端和北端之中徘徊，那就到不了罗马。
但实际上作为一个企业来讲，不能说我未来用一百年或者乃至理论上的一万年我最终会走到罗马，你必须要为企业找到一个以最短的时间、最低的成本及最完满的结果走到罗马的那条路。我们把自身的战略清晰的定位为两句话，一句是文化与金融结合，一句是线上与线下结合。当我们可以用很简单的语言来表述自己的战略时，其实就说明这个战略基本上思考成熟了。
中国的文化企业过去千篇一律地走了一条小本经营、小农经济的发展之路，就是由一点点资本孵化一个小企业，然后慢慢长大，用时间换空间地走了几十年。我们企业由零利润到3个多亿利润，用了50年时间，而由3个亿到11个亿的利润，我们只用了7年时间。前50年中国文化企业有个共同的发展模式：那就是一个鸡蛋变两个鸡蛋，两个鸡蛋再变成三个，再变成四个鸡蛋……
其实世界上的企业不论是文化的，还是非文化的，一百年来世界上的那些大企业，像摩根、罗氏、三菱这样一些世界一流企业，其实最终导致他们成为世界上最优秀企业的核心原因，是他们选择了产融结合。而中国现在的文化企业绝大部分不具备产融结合能力，首先它的金融资本就非常有限。但是我认为中南传媒具有了探索产融结合这条路径的资格，或者说她可以在这个方面入门了。
中南传媒现在有将近100亿的货币资本金，又有良好的文化创意产业背景，而在中国这样一个全面深化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同时享有文化产业改革和金融改革的国家政策，把文化和金融两个行业的优势结合起来，毫无疑问会比其他的选择具有更大的爆发力以及快速做好的可能性。这是第一层考虑。
其次，我们现在每年10多亿的利润，账上的货币资本金也有近100亿，怎样让这笔资金成为资本，这是一个企业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如果上百亿资金只是资金，不成为资本的话，这应该说是这个企业的领导人太不具备现代企业的管理能力，也说明这个行业太落后。所以就我们企业发展的历程来讲，也已经到了文化产业的实体经营和金融资本的经营两者结合并行不悖的阶段。
第三，这些年是我们开始跟资本市场接触到最终介入资本市场的过程，其间我比较深刻地感受了虽然国际金融行业很成熟，金融产业的服务也很完备，但是具体到金融产业对于文化资产或文化资本的服务，却还是有距离的。现有的金融服务体系对于文化产业的特殊属性或特殊价值的确认评估以至最后所形成一个链条的服务，其实是不贴近的。也就是我们在走向资本的过程中，切身的体验到了金融对文化资源和文化资本的服务还有一个空间。而这个空间目前还没有一个企业去很好地填补。我们是做文化产业出身的，应该说我们的优势是对创意产业，对传媒资源拥有深刻而独到的理解，尤其是对它的需求有切身的感受。当我们带着这种独特的理解和切身的需求再来寻找金融人才，搭建金融平台，来提供服务的话，我们认为能够给金融业提供一份新的经验，也能够给文化产业提供一份新的服务。
从这么三个角度思考，我们选择产融结合的道路。当然，我们也有给自己的约定，就是“大文化和专业金融相结合”。
所谓“大文化”是指全介质的文化创意企业，所谓“专业金融”是指我们会比较专注地把金融服务锁定为对文化资源的整合和文化资产的管理。由于我们不是金融企业出身，我们在金融人才方面肯定会有缺失，这是一条短腿，不能够用一条短腿跟人家长腿去跑。我们得用自己的长腿，然后找到相配合的另外一条长腿来走一条自己的路。差异化地跟人家竞争。作为一个后来的金融从业者，我们就用这种战略去规避风险。
前些天我们的财务公司已经挂牌了，也开始经营了。这应该是中国银监会给文化产业的第一块非银行类的金融牌照。有了这个平台之后，我们当然能更好地提高资金的归集度，资金的使用率，增加我们直接面对资本市场去获取资本金的方式和渠道。同时也能发挥金融的杠杆作用，使我们获得更强大的资金支持。但这只是我们的开始，只是我们要搭建的金融平台之一。未来还有更多的专业化的金融平台，最终形成我们自己的金融板块。
产融结合，这是一条已经被证明了的文化企业发展的主流道路
潇湘晨报：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作为传统出版产业龙头，中南传媒眼下发力的重点却放在金融平台的建设上。要与比较著名的如培生集团、贝塔斯曼、新闻集团这种世界同业同台共舞的话，中南传媒必须要走产融结合、混业经营的文化财团之路呢?
龚曙光：和贝塔斯曼、新闻集团、viacom这些集团相比，中国的文化企业还太小太小，小到几乎可以忽视。就文化产业的贸易而言，中国在世界的文化贸易版图上不在第一方阵，要成为第一方阵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这条路必须走，中国已经是个经济大国，她的实物贸易总要和文化贸易相匹配。当我们要走而又还没有能力走到那个方阵中去的时候，寻找到最便捷的康庄大道，这就成了所有企业必须做的一个工作。在新闻集团，在viacom，在贝塔斯曼这些世界的文化巨擘的发展历程中，都走了一条自己的产融结合的道路。你会发现世界的传媒文化创意业务，是资本市场上最活跃的一个领域，买过去卖过来，一个报纸，一个电视台，一个院线，在资本市场上被频繁交易。世界上这些大集团，其实真正发展成为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传媒集团时，毫无疑问都是金融在推动。在这些大的文化产业集团中，有一些集团并没有自己的独立的金融集团，也就是她不一定有自己的金融平台，但是始终是在用资本推动自己每一个产业向度的资源整合。所以不管是拥有自己的金融平台，还是没有自己的专业金融集团的世界级大企业，产融结合都是他们发展的主要推动力。这是一条已经被证明了的文化企业发展的主流道路。
潇湘晨报：您提到财务公司是中南传媒走向产业融合的第一步，那么您觉得这个财务公司的成立会对整个出版传媒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龚曙光：这个问题太大了。一个财务公司对整个出版传媒行业能产生多大的影响，真不好说。这只能对我们公司产生影响。
我只能说，假如我们做得很好，确确实实让同行们看到了产融结合也是一条道路，也许会让其他具有这方面能力和基础的企业也走到产融结合这条路上来。加上中央最近又比较明确地提出了要支持和推进文化产业的产融结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可能中南传媒的财务公司会对出版产业产生一定的示范作用。当然中央的倡导更权威、更有推动力。假如大家都来走这条路，这就像鲁迅先生说的，世上本来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只能说中南传媒在这样一个没有路的荒原上走了第一步，留下了第一行脚印。当然我们也希望，当未来走的人多了也变成路的时候，中南传媒所留的第一行脚印是这个路的基础，所有在这条路上走的人中间，我们是走得最稳健，也走在最前面的一个领路人。
互联网金融一定是未来中国要立法、要发展的一个方向
我在考虑任何一种产业的时候，首先要面对的问题就是，把它摆在互联网的5年历史上，它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东西。这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一种自觉。当时我们确定产融结合的时候，互联网金融的产品已在我的思考中。
潇湘晨报：在中南传媒刚刚上市的时候，您就在很多场合强调过，未来金融业就是中南传媒战略板块里非常重要的一块。但是那个时候互联网金融还不像现在这样深入人心，当时大家对金融的理解可能还仅仅停留在基金、风投等方面。那么，基于新的金融新技术和新业态的出现，中南传媒致力于文化和金融的融合发展，现在的规划和过去的规划之间有什么不同吗?
龚曙光：应该说没有太多不同。当我们确定产融结合这样一个战略的时候，实际上互联网已经成为人类生活无所不在的一种力量。既然它无所不在，毫无疑问它会对金融产生革命的。既然它让人们的日常生活，让人类作为贸易基础的交易都发生了变化，更不用说它会让金融产生变化。所以在当时确定这个战略的时候，我们的规划就是传统金融平台和基于互联网的金融平台并行考虑的。比如说今天我们所做的财务公司，不管她使用多少互联网技术，但仍属于传统金融平台。但假如我们每年出1亿多本书，每年出那么多的报纸，每年有这么的网民上网，还有我七七八八的各种媒体的受众，都可能成为我们的客户资源的一部分。如果把这些资源数据化，这就是一个巨大的数据库。而这个数据库嫁接到金融领域，其实就天然成为了一个—不管它是闭环式的还是开路式的—都是一个巨大的潜在的互联网金融市场。关键是你做还是不做。
我们的传统出版资源所针对的是从小学到大学这么一个巨大的学生人群，现在我们正在全力推进教育的数字化解决方案，也就是我们期望未来有一个子集团是互联网教育的子集团，这样一个子集团可能把学龄前到大学，到学位后教育这么一个巨大的人群纳入到我们的数据库中，假如我们能够获得在线支付的牌照，这样的一个互联网金融平台就基本构成。而未来它还能有效地规避那种开路式互联网金融平台的风险。
由于学生是从幼儿园到小学到中学到大学，假如我在幼儿园就获得了客户资源，那就意味着未来一二十年他都在这个数据库里面运行。他可能比一般的互联网金融的选择性还会小一些，那么其黏性可能会更高。以教育为基础的这样一个人生阶段服务，我们完全可以形成一个生态，这个生态以互联网支付作为核心，图书的、时尚用品的、文化用品的、各种培训需求的、求学求职的等等，就变成一个完整的生态圈。
我个人划分历史的方式是以技术划分的。划分历史，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模式，有的人按政治，有的人按文化，或者文明，有的人按经济，那么我是按照技术来划分。我比较认同的是，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蒸汽机时代等等，我的历史观告诉我，互联网是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一个巨大的技术力量，这个力量的价值是什么呢?就相当于青铜器的发明之于新旧石器时代，相当于蒸汽机的发明之于人力马拉的时代。所以它是一个完全要改变人类进程的革命性的技术力量，而且是整体改变，不是局部性改变。所以我在考虑任何一种产业的时候，首先要面对的问题就是，把它摆在互联网的5年历史上，它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东西。这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一种自觉。当时我们确定产融结合的时候，互联网金融的产品已在我的思考中。
潇湘晨报：在中南传媒进军金融领域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战略要点是不是把握技术?或者说其他?
龚曙光：既然我认为互联网技术是一个改变人类的基本的时空观念和基本生活形态的力量，那当然技术是最重要的。但是涉及到一个企业而言，尤其是一个传统的文化企业，其实在短时期内我们要形成一个像微软那样巨大的产业研究院，可能性是不大的。或许在某一些自己所做的专业领域，我们会寻找到一些有一定技术高度的人，但是整体而言，技术研发应该不是我们能力所及的发展方向。
我们能做的是，第一把已有的领先技术和我们现有资源相结合，形成技术和资源的互补互动；第二就是当产业发展到一定规模时，对于技术的索取通过资本来整合，你有技术，那我就买你的技术，或者你有技术那我就把你这个公司整合进来。不管如何，技术是必须直面和解决的问题。但是我们不是靠卖技术吃饭的，我们最终卖的是技术、资本和资源三者之间的完美结合，由此形成自己的产业链条。
潇湘晨报：除了成立财务公司之外，在进军金融行业的进程中，中南传媒还做了哪些准备呢?
龚曙光：我们现在所做的有些产业，比如说数字化的教育产业，以及老龄产业，都是比较适合运用互联网金融的手段和平台来进行发展的。养老产业中间老人其实也是有投资需求的，老人的投资可能比一般年轻人的投资更需要安全，可能是小额审慎投资，但是他也需要获得投资回报的快乐，还包括现在的老龄购物。现在社会上的老龄购物应该说很多是诈骗的，所以广告式购物未来肯定对于老龄产业来讲不是一条很健康的路。但是老人购物是有需求的，那我完全可以用众筹的模式，来进行老龄产品的开发和售卖。虽然目前央行和银监会对于互联网金融做了一些临时性要求，进行了一些规范，但是正因为这样，说明互联网金融一定是未来中国要立法、要发展的一个方向。我们通过自己独特资源的嫁接和自己大数据库的链接是可以找到我们自己的发展平台。
“全媒介文化生态圈”得有一种完整的生存模式和生存价值观
潇湘晨报：除了产融结合，您刚才也花了很多的时间来讲文化与科技的融合，而且本届文博会湖南参展主题也是“文化与科技的融合”。对于中南传媒而言，过去一段时间的工作都是新科技为媒介，将传统的内容资源转化为丰富客户体验的数字产品?您规划的下一阶段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龚曙光：我们产业的战略安排已经很清晰了，我们不是说线上线下结合吗?线上我们也有一个说法，就是线上建平台，线下建网络。所谓线上建平台就是，红网现在是我们的资讯平台，大湘网现在是我们的生活平台，枫网是我们的老龄生活平台，天闻数媒的AiSchool是教育的数字化平台。除此之外，我们可能还要建互联网金融的平台，还要建互联网娱乐平台。大家要做的工作就是，建设这些平台之后，把它的影响力扩大，由湖南而全国，由中国而国际。现在我们已经有不少平台，也有一定的影响力，也能挣钱，但是和大型国际传媒集团的影响力相比，你和腾讯、和百度、和阿里巴巴这些平台相比，那你太小了。所以线上建平台一方面是我们还要整合，还要建一些新的我们所缺少的平台，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利用资本，利用资源快速的与技术嫁接，把这些平台做大。
所谓线下建网络，是指我们未来的资源整合不是以传统资源为核心，而是以在线平台为核心，把我们几十年所积累的各种资源，比方说出版社、报社、网站的内容资源，比方说新华书店和新教材公司的发行市场和渠道资源，乃至于其他积累资源，打碎之后对接各个平台，按照大数据抓取储存、使用的逻辑，把传统资源重新整合成一个一个能服务于互联网功能的网络，最后形成网上网下一体化的产业链条。
例如我们现在报社的发行团队，过去是一个典型的传统媒介经营单位，不过就是给报社发报纸。但现在她已经变成了服务于网店的最后一公里配送的通道，假如我们把这个通道遍及到全省城乡，再对接到我们自己的互联网平台，或别人的电商，我们就能形成一个巨大的区域化网络。这样，传统资源不仅没有丢掉，而且还获得了新生，更在新生过程中获得了增值。我们未来要做的事情，第一是创立和壮大这些基于互联网的平台；第二是以这些平台的功能和服务对象为核心打碎传统资源，重组能够服务于这些平台的网络，形成网上网下的新的商业模式。
潇湘晨报：这种商业模式是否就是您所说的“全媒介文化生态圈”?
龚曙光：中南传媒“全媒介文化生态圈”，形成了以天闻数媒数字教育解决方案为主体的数字出版平台，以潇湘晨报、红网为主体的新闻资讯聚合平台，以枫网为主体的快乐老人生活服务平台，未来将补充互联网金融平台和移动互动娱乐平台。这五大线上平台将构成中南传媒的主要骨架。
我们强调通过互联网平台和线下网络，形成新的文化消费生态。中国的产业伴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发展，大概经历了创造产品、创造平台、创造生态这几个阶段，生态是依据平台的基本功能和延伸作用，形成了一个基于平台的消费圈，这个消费圈形成了一种完整的生存模式和生存价值观。就像在淘宝上生存的人，他不仅仅有网店，他已经形成了一套价值观念，形成了一套消费理念，形成了具有这样一种商业模式的产品配套和服务功能配套。
中南传媒如何创造自身的文化消费生态?比如书店的门店、校园书店、社区店，这些今后要与物流、互联网配送整合起来，包括公司积累了几十年的出版资源，如何在平台上激活，在平台上共享，内部平台之间怎么形成互补，这些都需要我们在未来根据改革的精神打破权属关系，改变利益格局，按照新的产业要求进行重新布局。
潇湘晨报：最后一个问题，我关注到您曾经在自己的微博提到，中国文化产业如果没有疗毒式的自省和颠覆式的重构就不可能长足发展。因为中国还没有真正成熟的文化企业家，那么您认为疗毒式的自省和颠覆式的重构包括哪些?文化企业家要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才算成熟呢?
龚曙光：你的引述不太准确。第一个我说的地震不是说文化产业，是说出版产业，没有说文化产业，因为文化产业太大了。它有没有地震我不知道。出版产业的地震是一定要发生的，它的发生以什么东西为标志我说得很清楚，就是当教育部宣布中国中小学完全数据化的那天，中国的传统出版产业就坍塌了。那么在此之前，已经完成了转型的，可能就能活下来。或者说它部分的活下来，在这之前还大梦不醒，就一定会在这个坍塌中变为瓦砾。所以不需要论证，时点我都可以很清楚地告诉你。教育的数字化会倒逼整个社会阅读的数字化，当小学生都不捧书了，整个社会会有一个很强的倒逼，最后把这些传统出版业淘汰。
至于我说中国没有太成熟的文化企业家，就当时而言，第一是我觉得一个文化企业家应该有自己相对独立而成熟的价值观。目前中国的企业家中，具有相对独立价值观的人，应该不是很多。大家走到这个领域，成为这个领域的领军者，都有很大的偶然性。尤其是经过了“文化大革命”这样一场政治运动之后。我们这辈人，包括比我们稍微年轻一点的，当然80后90后是另外一回事，他们过去没有良好的、完整的文化理念，都是畸变的。很偶然地走到文化领域之后，其文化选择也不是很自主的，价值观的形成都比较扭曲。这种价值观是要摆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去的，因为做文化企业的人，你其实不仅是面对当下的读者，你是要面对文明史的。所以他要面对两个坐标，第一就是今天有没有人买你的东西；第二是未来面对文明史你所提供的和你这个企业有没有价值。所以我说要有独立而成熟的价值观，我觉得绝大多数的文化企业家都不够这个标准。
同时，作为一个企业家，对于文化产品与市场属性的了解，是需要天赋的。而这种天赋与生俱来，虽然后天培养会有关系，但这种叫做禀赋的东西本质上来源于父母那敏锐而丰沛的艺术直觉。而我们现在看到绝大多数文化企业家，他最先不是因为个人禀赋，和自己的择业自由而来的，他是因为吃饭，找饭吃，东找西找找过来的，这里就有职业岗位和个人禀赋的错位。一个人商业素质好一点，在其他领域，他或许可以慢慢嫁接，可以移植。但是作为创意产业来讲，对于一个创意领域和多个创意领域的敏感性，是一个企业家很重要的禀赋，就像乔治·阿玛尼，他首先是个好裁缝。而这个东西我觉得很多的现在的企业家没有。我们比较多会关注一个演员有没有演戏的禀赋，一个作家有没有写书禀赋，一个歌手有没有唱歌的禀赋。但是我们却很少关注一个文化企业家有没有发现演员、发现题材、发现表达方式的禀赋。这是我认为企业家应该有的敏锐而丰沛的艺术直觉。
第三是我认为中国的文化企业家整体的缺少创意产业管理的经验，特别是严格而坚定的商业理性。这种经验我们可以认真去研究一下好莱坞，你就会发现，国外的创意的行业已经积累了一百多年，或者是大几十年的非常专业化的管理模式和经验。比方说为什么是好莱坞的大片能够超越各个民族的文化特性而获得市场，好莱坞的影片能够突破绝大多数国家的文化封锁而最终成为最受追捧的票房。是这种管理的模式已经完全成熟化了，理性到不能理性，这种商业理性的建立，完全基于企业管理人对于这文化产品类型深入的了解和独特的思考。所以严格、成熟的这种商业理性，我们现在的企业家也是缺失的。
现在看《纸牌屋》，大家都关注到这是利用大数据来拍摄的一部新的电视剧，正是因为利用了大数据，所以观众反映很好。其实何止啊?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好莱坞从来就是拍片先看故事，拿到一个故事之后，制片公司的最高层研究故事，然后把这些故事分发给他们认为所需要的不同受众人群去评判、去分析。然后根据调研结果，觉得这个故事少了什么，多了什么，再来重新做故事。人家是很成熟的商业模式，不过是因为现在互联网发展了，能够获取数据更精准了，或是更方便了。何止是一个《纸牌屋》在用大数据，好莱坞可以说在它发展成熟之后，从来都是大数据决策。所以这种商业理性是一种近乎于冷漠的商业操作，它就是拿着故事做手术。这个故事要给中国人看，那就必须要加一个熊猫；这个故事要给30岁的女性看，那么30岁的女性最喜欢什么样体型的男人，包括他的眼神，包括他的胡子、皮肤、头发，必须要找到这么一个演员填进去，所以好莱坞的片子全部是各种市场要素，最后拼起来构成一个故事。
好莱坞的电影从来都是简单的故事，它不可能复杂，因为只有在一个简单的故事框架中，才能把它所需要的其他要素附着进去。如果故事太复杂了，就承载不起其他因素了。所以同时要满足价值观、艺术直觉和商业理性，这么三个方面还有点相互冲突的要素，我认为中国的文化企业家目前全部具备应该还很少。要么就是缺胳膊短腿的比较多，什么都没有，瞎打瞎撞撞成企业家的也有，还不在少数。这就是我说中国还缺少成熟的文化企业家的原因。
潇湘晨报：感谢龚董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接受我们的采访，让我们看到了中南传媒在文化与金融、文化与科技等融合发展道路上的清晰格局，再次感谢龚董。
龚曙光：谢谢。